今天,人們閱讀曆史的視野越來越寬闊,中國曆史的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於帝王將相的曆史。但是,作為曾經中華帝國的主宰,帝王在中國曆史演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無可替代的。對帝王群體多角度的解讀,以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慘痛的教訓,既是普通讀者持續的閱讀需要,也是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本書就是一部從曆史學的角度解讀中國古代20位帝王的“另類”行為的通俗性讀物。

帝王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適應不同社會階層的管理需要而產生的。帝王是古代壓迫階級的總代表,是野蠻戰爭的產物,是統治者階層的總代表。

正是由於這些“總代表”的身份,“家國天下”的帝王身上背負了太多的責任,承擔太多的希望和壓力。自帝王產生那一天開始,人們就對帝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明朝人丘濬在《大學衍義補·正朝廷》中說:“人君所居之位,極崇高而至貴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則至大之寶也。”他說,帝王要想擁有“大寶之位”,首先要“聚財”,即“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其次,要“理財”,即“製其田裏,教之樹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第三,還要“正辭”,即“辨其名實,明其等級,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別,上上下下而無有混淆”。概言之,帝王之治國“正途”,隻有做好“正德、利用、厚生”等大事,才可以天下稱頌,國祚久長。

因此,帝王的素質教育非常重要。如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立下規矩,太子要出閣學習,帝王有經筵聽講。目的是為培養儲君(皇帝)“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的品格。學習的內容為傳統的儒學經典,包括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等知識,通常先讀四書,再讀經、史,兼習書法等。1572年,9歲的朱翊鈞繼任明帝國第13任皇帝,時任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對他進行了係統的教育。張居正對萬曆皇帝的學習非常重視,他親自彙集了自堯、舜諸帝王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撰寫《帝鑒圖書》一書。書中借鑒曆史故事,深入淺出地講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一個故事還繪製一幅精美的圖畫,圖文並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學習樂趣。從《帝鑒圖說》的內容不難看出對帝王的諸多要求和寄托的希望,如任賢圖治、孝德升聞、戒酒防微、感諫勤政、納諫賜金、露台惜費、遣幸謝相、賓禮故人、君臣魚水、麵斥佞臣、委任賢相、兄弟友愛、不受貢獻、遣使賑恤、竟日觀書、引衣容直、受無逸圖、不喜珠飾、納諫遣女以及軫念流民等,既涉及帝王個人修養、家庭和睦,也涉及政治行為和生活方式等。曆史上,聖賢的名君大都能恪守此道,治理國家,像唐太宗、明太祖和康熙皇帝等都是這方麵的代表。

然而,曆史上,卻有一群這樣的帝王,他們要麼不修身,不養性,亂後宮,荒朝政,“不務正業”,大部分精力放在個人的興趣、嗜好、甚至是癖好上,放蕩不羈;要麼不遵守作為一個帝王應當遵循的施政治國基本原則和方法,食古不化,崇信神靈,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生靈塗炭,決不應該是一個“係天下安危於一身”的帝王所為。這類帝王,我們姑且稱之為“另類”帝王。

本書,我們選擇了不同曆史時期有代表性的20位另類帝王加以分析。通過他們揭示成長背後的故事,真實再現這些帝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另類”地步的?這二十位帝王,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亡國型。

這類帝王或就位時已處本朝末世,或者身處亂世而不自知,麵對已相當複雜的社會和階級矛盾,不敢或不願意麵對社會現實,完全沉溺於極其荒誕的生活之中,最終落個身死國滅。也許他們不是名義上的亡國之君,也一定是致使國破家亡的罪魁禍首。像秦二世胡亥,長期隱居深宮,把政務完全交給近臣處理,趙高得以趁機弄權。趙高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忌諱多,尤其不願意聽到“盜賊”二字。他不許地方官員報告“盜多”與“賊情”,大難臨頭時才幡然醒悟,可惜為時已晚。孫皓是一代豪傑、吳國開國之君孫權的孫子,也是東吳第四位君主。他即位之時,天下風雲際會,群雄逐鹿。而孫皓卻沉溺於迷信、好色,凶殘嗜殺,他竟然剝人麵皮,挖人眼睛,剁人肉醬,殘暴本色,登峰造極。280年,“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孫皓開門迎降後,被俘至洛陽,吳國滅亡,他也客死他鄉。又如,晚年的元順帝在“舊政更化”受到挫折後,便失去了一如既往的勇氣,遇到困難就一味退縮,麵對挫折反而得過且過,放縱、麻醉自己,整日過著荒淫無道的生活,國家豈有不亡之理。

第二類:昏童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