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得爾圖
大雪驟落，銀裝素裹，臨窗西望，遙想遠在銀川的陳育寧先生也在欣賞這場盼望已久的漫天大雪吧！
陳育寧先生的大名我是在2000年的秋冬之交聽到、看到並銘刻在心的。那個時節，陪同有恩於我並即將退休的《實踐》雜誌副總編輯劉奎先生從呼和浩特出發，一路向西，邊參觀邊考察邊調研邊旅遊。行至銀川剛好中午，吃午飯時劉總說銀川市市委書記陳育寧曾任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下午得閑去拜訪一下。到市委沒能見到陳書記，他到自治區開會去了。但在西夏王陵旅遊時，我卻看到陳書記的幾部著作，一並買回並詳讀，這就是我所說的聽到、看到陳育寧先生大名的經過。
楊·道爾吉是從鄂爾多斯高原走出的年輕的蒙古族學者，我們是好朋友。作為秘書長，他邀請我參加於2004年9月16日召開的鄂爾多斯學年會。正是在這次年會上，我有幸和已是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寧夏大學校長的陳育寧先生近距離接觸。16日晚我挑燈夜讀，在看完大會提供的所有材料後，真想立即采訪陳先生，煌煌一部30多萬字的《鄂爾多斯史論集》，洋洋灑灑的散文集《永遠的牽掛》，都在真心傾訴他的鄂爾多斯情結，何況他又是鄂爾多斯學的創始人之一呢！但時已深夜，我沒有把這種衝動變為行動。
陳育寧先生是17日上午大會的主持人，因為下午我要從鄂爾多斯返回呼和浩特，所以硬是把陳先生從主席台上請到房間，進行了一次很是“霸道”的采訪。與其說是對陳先生進行2個小時的采訪，倒不如確切地說是聆聽陳先生2個小時的心靈訴說。正因為如此，麵對這樣一位敦厚仁慈的長者，知識淵博的學者，高屋建瓴的智者，當時真不知該如何表述，以至於曆時百天才把感受寫出來。這個思考、消化的過程，也是我學習、吸收的過程。作為寧夏的高考文科狀元和北京大學曆史係的高材生，在“文化大革命”那個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愚昧年代，陳育寧於1970年被分配到毛烏素、庫布其兩大沙漠間最為偏遠、最為貧瘠、最為落後的鄂托克旗。透過這偏遠、貧瘠和落後，陳育寧看到的是秦朝的大道、匈奴的戰旗和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他和鄂爾多斯的不解之緣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成吉思汗陵坐落在鄂爾多斯高原上的伊金霍洛旗，這裏是祭祀成吉思汗靈魂的所在，他的金身是“秘葬”，至今也沒有誰能考證他的葬地究竟在何處。
作為學者，特別是曾經生活在鄂爾多斯的學者，陳育寧必然要關注這個在蒙古學裏特別重要的問題。
20世紀初，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張相文和著名蒙古史專家屠寄兩位學者就成吉思汗葬地問題，在權威刊物《地學雜誌》上展開了一場持續2年的大辯論，最後雖然難分伯仲，但屠寄的“葬於蒙古說”似乎更接近於事實。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陳育寧對所有的資料進行了更為細致地梳理、對照、比較和推論，於1983年寫出《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園》一文。他認為，之所以人們大都把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園當做成吉思汗的墓地，是對蒙古帝王葬地和祭祀分離的習俗不甚了解的緣故。由於是秘葬，成吉思汗的墓地和祭祀是分離的，最早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也不在鄂爾多斯，始終飄移在漠北草原，明朝中葉才“落戶”鄂爾多斯高原，屈指數來隻不過400多年而已。1985年，內蒙古大學著名蒙古學專家亦鄰真在《起輦穀和古連勒古》一文中指出，成吉思汗葬於“今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曾克爾滿達勒一帶”，認為葬在鄂爾多斯是“把祀堂和葬地混為一談”的“訛傳”。
陳育寧的考證和屠寄、亦鄰真幾位學者的觀點幾乎相同，足見陳先生研究成吉思汗所付出的心血。
時隔20年，再度談及此事，陳育寧仍然很激動，他對一些國家利用現代技術，甚至動用遙感衛星尋找成吉思汗葬地不以為然，這些舉動已經遠遠超出學術考證的範圍了！他認為，鄂爾多斯是不是成吉思汗的葬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弘揚400多年來在這裏凝練而成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植根於鄂爾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其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都有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