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悠久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兵書戰策無疑是一朵奪目的奇葩。如今，它早已超越了時空的界限，成為人類共同的財富。
縱觀中國曆代的兵書戰策，有如下共同特點：
一、反對天命，注重人事。
二、反對封建迷信。
三、主張富國強兵。
四、注重靈活多變的用兵藝術。
五、重視將領的作用，強調選賢任能。
六、主張嚴明法紀，賞罰必信，動有節製。
這些思想原則不僅在當時放射出不可磨滅的光輝，即使在今天，它們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閱讀這些凝聚著智慧的偉大作品，無疑對今天的人們有諸多教益和啟迪。
因此，我們特別邀請對中國古代文化有精深造詣的學者和研究人員編寫了這套叢書，以饗讀者。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曆有著錄，但篇數不等，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等存世，全書計5卷，24篇，9000餘字。另唐魏征《群書治要》輯存4篇；1972年，銀雀山漢初墓出土殘簡6篇，與其他版本相應之篇大同小異。《隋書·經籍誌》注稱《尉繚子》，作者為尉繚，梁惠王時人，有疑為秦王政時尉繚所作，也有疑為後人偽托。據現有資料推斷，成書似在戰國中期。
《尉繚子》圍繞“刑德可以百勝”之說，廣泛論述用兵取勝之道。天官、兵談、製談、武議、治本等篇著重論述戰爭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等；戰威、攻權、守權、戰權等篇，主要論述攻守權謀和戰法；將理、十二陵、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著重論述治軍原則、要求及各種軍事律令。
《尉繚子》強調農戰，富國強兵，認為“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治〔製〕則國治”，這樣才能“威製天下”（《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它強調人事，專篇論述靠天官（天象）、陰陽、求鬼神等，“不若人事”，不如“求己”，注意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在文武的關係上，提出“兵者，以武為植（支幹），文為種（根基）；武為表，文為裏”的卓越見解，含有軍事從屬於政治的樸素的辯證思想，這在古代軍事思想史上是一個進步和發展。
《尉繚子》的另一重要觀點是注重謀略和戰前準備，講究“廊廟”決策，主張“權敵審將而後舉兵”，“先料敵而後動”。在攻守上，講奇正，重變通，注意爭取主動。在進攻中，主張先發製人，出其不意；並論述了前鋒、後續部隊與大軍的任務區分和行動配合。防守時，要守不失險，鼓舞士氣，守軍與援軍要“中外相應（內外配合）”，“守必出之（必要的出擊）”，這種守中有攻的思想是積極的戰略思想。
《尉繚子》在治軍上主張“製必先定”，賞罰嚴明，強調三點﹕將帥要愛威並施，執法公正，並要以身作則，暑不張蓋，寒不重衣，臨戰忘身；把教練作為必勝之道，提出分級教練及大部隊合練的要求；並詳細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號令明，法製審（縝密）”，使軍令、軍製完備，賞罰有據。其所擬製的一係列律令，內容極為豐富、具體、突出。其中的戰鬥編組、隊形、指揮信號，平時和戰時獎懲，士卒官將上下聯保，營區劃分、宿營、戒嚴、通行以及旗色、著裝、徽章等規定都留存了中國早期的戰鬥、內務、紀律等方麵法規性的一些具體內容，為其他先秦兵書所少見，對研究中國軍製史有重大價值。
《尉繚子》具有的素樸的唯物辯證思想，大致反映戰國時軍隊和戰爭情況，繼承《孫子兵書》、《吳子》有關軍事思想。其所論甚廣博，頗得用兵之意，對後世有重要影響。唐、宋時，杜牧、何延錫、張預都引有《尉繚子》文注釋《孫子》，在一些類書和兵書中亦多引述。該書主張重刑、殺戮，甚至稱道“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可“威加海內”，反映了封建階級治軍思想的殘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