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現實主義創作現狀的思考
一現實主義創作現狀概述
近年來，應當說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豐收期。一些名家不約而同捧出了長篇新作，比如阿來的《空山》、賈平凹的《秦腔》等，都是用蒼涼而悲愴的生活剪影，為現代鄉土文明的悄然變化作藝術的展示；劉醒龍的《聖天門口》、畢飛宇的《平原》等，都是以現實主義的精神抒寫曆史事實，給讀者一種全新的感受；王安憶的《遍地梟雄》、曹文軒的《天瓢》、孫惠芬的《上塘書》等作品，都以不同的藝術表現方式，豐富了現實主義創作，可以說是多幅波瀾壯闊的生活畫卷，代表了近年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的成就。既堅持現實主義，又不失自己的藝術個性，是這些小說的共性。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近十年中，許多作家已經自覺地從事現實主義作品的創作，像陸天明的《省委書記》，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柳建偉的《英雄時代》，張平的《國家幹部》，呂雷和趙洪的《大江沉重》，關仁山的《天高地厚》，閻連科的《滄浪之水》等名家之作，還有《花腔》《歇馬山莊》《水乳大地》《紮根》等一批青年作家的優秀之作，都是在現實社會生活的強烈感觸下寫出來的，都是以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創作個性，展示了改革時代社會生活的多元畫卷。這些作家對生活的深入思考，以及在藝術上的豐富展現，都顯示出近年來現實主義創作的提升和成熟。它們以直麵現實生活、反映社會問題、傳達群眾心聲吸引著讀者，產生了較大的社會效應，也為走向邊緣化的文學創作帶來一種氣勢、一種人氣，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壇引人注目的亮點和熱點。
應當說，多數作家、評論家對目前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狀況大體上還是比較認可的，認為這些作品越來越銳利、越來越深刻了。比如這幾年國家在反腐敗鬥爭中的力度有目共睹，當然地成為創作的基礎。現實主義創作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把作家的人文關懷，重新投向普通群眾這個創造社會曆史的主體。為底層的百姓說話，為弱勢群體寫作，應當是現實主義作家們共同的創作目標和價值尺度；真實地表現人民大眾的生存處境和命運的沉浮，應當是他們的創作基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主義作家們在創作中加大了藝術表現力的開掘，尤其是深入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張平從《天網》到《抉擇》到《十麵埋伏》到《國家幹部》，可以明顯看出作品的文學性在不斷加強；而周梅森從《人間正道》到《中國製造》到《至高利益》，在主題不斷深化的同時，人物形象的刻畫也日趨豐滿。他們是想把社會的話題轉化成文學的話題，塑造出文學的新人物。因為他們意識到，要不斷超越過去，就必須從關注問題的層麵向關注人的精神的層麵轉化，不斷提高藝術品位。陸天明的感受是：“我們創作中觸及的社會矛盾，提出的問題和思考，可以說距離生活太近了，來不得半點虛假，也來不及更多的沉澱思考，有時還要受到各種方麵的幹擾，這都容易給作品留下不少遺憾。也許就是從這個角度說，許多現實主義作品被認為‘粗糙或非文學’等。比如我在寫《蒼天在上》時，對腐敗、對貪官的認識就十分簡單，覺得他們太壞了。但幾年過來，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就不那麼簡單了，一個人、一個官員的腐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問題，還有社會、家庭、體製等等許多因素，是個極其複雜的社會現象。所以到寫《大雪無痕》，我對腐敗官員的刻畫就不那麼簡單化、臉譜化了。”
從理論上理解，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本質問題就是價值問題，並不存在一種沒有價值立場的創作活動，因為作家自身的觀念必然會貫徹到其創作的文本之中。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從來都是執著於對人的生存的揭示與探索：一是人的生存狀態，怎樣的活法；二是人生存在的價值，即人的生命意義。二者缺失任何一麵，文學境界與審美意境都會缺失。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文學如果遠離底層人的基本生存狀態，沒有去探究人的存在價值，作品無疑就失掉了血脈。巴爾紮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老舍等人之所以能一直充滿文學活力，正是來自於創作的這一可能性。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凡俗生活隱藏下的悲劇，也看到了含淚微笑之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