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廬山下來回到南昌，接受了當時江西省委和省委宣傳部領導同誌的囑托，編輯一套長箱小說叢書，交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就是1997年起動並命名為“黑馬”的長篇小說叢書，由我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的社長關小群同誌一起主編。於是，我向殷慧芬組稿。她在電話裏大致談了她打算寫的一部反映當年女工生活的長篇小說的構思，並初步定名為《姐妹花》。因為那幾年她還忙於長篇小說《汽車城》的創作，於是約定在《汽車域》完稿之後，即著手寫這部擬議中的《姐妹花》。通過這部《姐妹花》，我大致了解到她的生活經曆：她1968年從上海市區來到嘉定一家工廠工作(先是嘉定農機廠，後來同由上海遷來的汽車齒輪廠合並成現在的上海第一齒輪廠），那時她剛剛19歲，住在廠串。頭，每周回一趟上海。千是，在廠裏的姐妹花中交了不少朋友，《姐妹花》就是要寫這些住在廠裏的青年女工生活的。我相信殷替芬有這方麵的豐顱的生活積累和獨特的生活體驗，還有她的切人生活的問度，這部小說是肯定能寫好的。為了期待中的這部《姐妹花》，我開始讀殷慧芬的作品，從她80年代初發表的《廠醫梅芳》、《欲望的舞蹈》等收在小說集《屋簷下的河流》中的篇什，還有散見於報刊中的一些散文隨筆，能找到的都瀏覽了，甚至於連交給九洲出版公司出版的長篇係列《苦情三部曲》我都讀了。這些閱讀，使我對這位從上海石庫門和車間裏走出來的作家有了更深的了解，發現在她的平和。淡泊之中還有那麼大的悲憫之情以及寬厚的胸襟，在她動人的敘說之中還蘊含著那麼豐富而獨特的上海市井文化，當然，還有那獨具美質的文宇。這一切，當然讓我這個以讀文學作品為業的“專業讀者”感到振奮。
1999年初春，我南歸為母親掃某，途經上海時到嘉定去拜訪殷慧芬，並結識了她的先生樓耀福，了解到小殷走上創作道路是老樓帶出來的，並在他的家中吃了一頓由老樓掌勺製作的美味的午餐。那時，殷慧芬正忙於長篇小說《汽車城》的收尾工作。不久，就得知她的一隻眼睛由於《汽車城》的寫作而受到傷害，視網膜脫落，動了手術之後要有一個比較長的休息時間。因此，我所組的《姐妹花》也就遙遙無期了。
大概一年之後，我就讀到了可以看做是殷慧芬文學創作一個製高點的長篇小說《汽車城》。這部小說她付出的太多，因此得到一些榮譽是理所當然的。對於《汽車城》，我看到的並不是它反映了中國汽車工業起步和發展的艱難，而是在於它通過中德合資的過程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還有對人性的深度開掘，這一點，我已在發於《人民日報》的評論中有所論述。
2000年8月，我剛從加拿大和美國訪問近兩個月回到北京，就接到當時內蒙古公安廳主辦的《警察》雜誌的盛情邀請，要我請一些作家到內蒙草原作短期的訪問。我邀了殷慧芬，她興衝衝地從上海趕來，再一道去呼和浩特，再轉到烏蘭察布草原上作三日之遊。這一次，讓我進一步認識了殷慧芬。她不僅是一個有才華的女作家，還是一個很會關心體貼別人的朋友以及善於享受大自然之美的遊客。從草原上回來的兩個月後，我有一個南下講學遊曆的機會，先是回福津參加兩個文學活動，並順便在泉州師院、漳州師院講學；然後到杭州，一邊在浙江大學講學，一邊再度飽覽西湖秋色，離開杭州後準備到上海參加“九十年代文學研討會”，這期間大約有兩二天的空當，殷慧芬得知後盛情邀我到嘉定小住幾我當然高興地答應了。記得由杭州乘大巴到達上海時，小殷帶車到上海站來接我，回嘉定之後送我住進上海汽車活動中心。在嘉定的三天中，她把活動安排得滿滿的，還特意邀她的幾位朋友一起去遊覽位於嘉定城附近的黃家花園，那是她在一篇題為《白鷺天堂》的散文裏描繪過的景色，當時文章寄來準備發在我七編的《長城潤滑油》的副刊《清水河》上時，我就在電話審。對被稱為“白鷺天堂”的黃家花園表示了一種向往。沒想到，這次在嘉定小住，細心的殷慧芬就安排我遊覽了黃家花園，為/助遊興，還約了兩位友人做遊伴。這次的嘉定小住，我就更加認定了殷慧芬是位可以交往的小妹妹，並對她和老樓開玩笑說：從此，嘉定就有一位叫我牽掛的小妹了。
2001年的深秋季節，複旦大學中文係56級的老同學相約到母校聚會，紀念大學畢業40周年。於是，我途經武漢、深圳飛到上海。這時，殷慧芬已遷人在嘉定購買裝修好的新居。她在電話裏熱情地邀我再訪嘉定，參觀她的新居，於是，我在繁忙的活動中間擠出半天趕到痛定，祝賀他們的喬遷。一見麵，殷慧芬就告訴我，之所以選定在嘉定購房，是為了遠離塵囂，過一種淡泊、平靜的生活，我想這一點同她的性格和她一向低調的生活姿態是十分合拍的，再看新居的裝修風格與家具陳設，也相當樸素而雅致，都突出地表現出女土人的審美旨趣。尤其是那間不大的茶室，更是設計得別致，令人留連。小殷的新居在一樓，故推門出去，還有一塊園地，綠草花卉，相映成趣，史是讓人心曠神怡。我當然為她和老樓的安居樂業而感到高興，並祝福她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