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回到《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上來。在上引那段夏先生與弘一法師對話之前，文章還有一段文字，記錄了他們當時一起為如何進一步搞好教育，如何提高自身的修養犯困犯愁，並為尋求突破而努力的詳情。文章這樣寫道：“我們那時頗有些道學氣，儼然以教育者自任，一方麵又感到自己力量不夠。可是想努力的，還是儒家式的修養，至於宗教方麵簡直毫不關心的。”一心育人，同時又感到自身力量不足，急迫之情，溢於言表。從夏先生他們接著馬上轉到“修養”這個問題上的考慮所透露出來的，這個“力量”的不夠，顯然主要不是指一般教育方法上的事，而是內在道德力量上的問題。至於夏先生所謂的“我們”，是否包括他的好友李叔同先生，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寧唯是，以我的判斷，李叔同先生還應該是“我們”中主要的一位。首先，從他們當時交往的細節看，倆人絕對是同道好友。“在七年中我們晨夕一堂，相處得很好”；弘一法師在出家兩年後將入山閉關前，曾手書“珍重”二字並加跋贈夏丏尊，其中也有“餘居杭九年，與夏子丏尊交最篤”這樣的話。見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民國九年”條注三。同時，對“少年（時的）名士氣息”，也都多有反思，“懺除將盡”；又都“想在教育上做些實際工夫”。另一方麵，夏先生還覺得李叔同先生在教育等方麵比他“實力充足”，“感化力大”，自己“隻好佩服他，不能學他”，自歎弗如。所以，他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教育及自身修養問題，說李叔同先生是其中的核心，雖不中也一定是不遠的。再者，在教育事業上，他們都“感到自己力量不夠”。這就是說，不但夏先生有困惑，被學生愛戴著的，即使在旁人眼裏在教育事業上已很成功的李叔同先生同樣也有不盡完善之感，有更上一層樓的想法。甚至依我看，對自身人格完善的追求，李先生可能比夏先生有更多一份的思考與迫切。那個著名的弘一法師出家“斷食”故事即是例證（這件由夏丏尊先生促成的事，才是弘一法師自己所說的成為他出家的“助緣”）。
有一次，夏先生在一家日本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因見上麵談到，“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穌，都曾斷過食。”於是向好友李叔同介紹，以為這是充實自己“力量”的好方法，還講了“彼此都有‘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的話”。令夏先生意想不到的是，在他“是說過就算了”，但過了一段時日，李叔同先生“竟獨自去實行斷食了”。真可謂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了。在這同一件事上兩人不同的反應，充分反映了兩個人在性格、意誌力上的不同。一個是有想法卻疏於實踐，這是一般文人通常都有的弱點。而弘一法師則是在想到說到以後，還能做到，身體力行，這是一個真正的儒者更是一位宗教家所必須具備的素質。同時這也折射出，在內心深處，李叔同先生對“除舊換新，改去惡德，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的訴求比夏先生更為迫切，更有道心。
佛教講心如工畫師，俗語有性格決定命運之說。兩位好友在動心起念上的微細差別與個性上的不同，其表現最初是反映在行為的抉擇上，最終卻導致了兩人在人生境界上的高低不同（這裏的高低都屬正麵範疇下的程度上的差別），道德影響力的不同，值得我等深思。
總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弘一法師勇於探索，勇於實踐，不斷向上，是位開拓者，終於找到了一條究竟圓滿的理想之道，成就了他偉大的人格，成為一代高僧，並影響當世，澤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