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課，能得到所有學生的重視；為人，“隻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師生及工役沒有人不起敬的”。按理說，如此的事業與人緣，無疑都可算得上是成功的。但李叔同先生似乎對此並不滿足。他還要追求更大的世俗事業？還要求得更高的榮譽？乃至財富，地位，權力？顯然都不是。為方便說明，得先把話題發散一下，談談有關知識分子問題。
我總覺得，20世紀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態，可粗分為上半葉與下半葉兩大截。上半葉要比下半葉理想，而上半葉也是前期要比後期好。晚清民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無論新潮舊派，一般都有他們的道德理念，有他們的淑世情懷，有對理想的執著與追求。雖其中也夾雜著不少的功利心，但此功利也並非純以個人計的，多少帶有公心成分在，基本上是出於強國富國的訴求。至於上半葉後期，已是差強人意，種種蠱惑人心的主義學說層出不窮，義薄恥寡者也漸漸地多了起來，道、道心、道德這類詞語則開始慢慢地退出社會的主要話語係統之外了。而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總體形象，更可以說是每況愈下，愈來愈不像話，乃至於到了現在能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都成問題（那些有職稱，有學位，發表過論文，出過著作者與這一身份沒必然關係）。
知識分子身份難保，造成這種“集體墮落”的內因外緣多重而又複雜，在此隻強調與本文題旨有關的一點，即長期以來，知識分子往往少有向上一著的自覺，缺乏求道學道之心，更不要說弘道之誌了。當然，他們也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良知，不可能為社會提供積極有益的價值理想，不可能成為引領社會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了。人格出不來，又怎能得到他人的尊重？看清了這一點，讀者就會理解如今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對弘一法師之選擇出家學佛作為他的歸宿不理解（甚至有認為李叔同出家為的是治療長期以折磨他的神經衰弱症），實在是因為這個世道下沉得太快，有道心有道德意識的人越來越少，他們不會去思考生命的價值究竟是什麼，也不會去體會道對人生的意義，更不會理解佛教所說的出家乃大丈夫行為這句話的分量。坦率而論，當今社會的知識分子（假如還算有的話）如果不是那樣的不爭氣，我們的教界如果有不少像（有一小部分像也好）弘一法師那樣一心辦道，僧格挺立的僧人的話，那麼我認為，今天我們紀念弘一法師的意義顯然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彰顯、重要了。也正因為如此，著眼於道（求道、弘道）的層麵來發掘、豁顯弘一法師人格僧格的特點及其時代價值，才應該是我們今天紀念弘一法師的中心與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