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為我們全麵了解思孝其人提供了資料。海山大師郎思孝為遼代高僧，受遼興宗推戴，位列三公，地位崇高，學問廣博，著作宏富。然其著作後代大多散佚，在房山石經、應縣木塔遼代秘藏及黑水城文獻發現之前，我們隻能通過金王寂《遼東行部誌》與高麗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的記載對其生平思想做管窺蠡測。應縣木塔中發現的《毗奈耶藏近事優婆塞五戒本》，為我們了解思孝之律學思想提供了直接的材料，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人生未悟歌》、《往生淨土偈》的發現則有助於我們全麵了解思孝其人。《往生淨土偈》的淨土思想，《人生未悟歌》勸世化俗的色彩，提供了思孝思想的不同麵向。作為僧人，在宗教範圍內，無疑具有雙重身份，一是佛法的實踐者，是續佛慧命的修證者；同時又是佛法的傳播者，是宣佛宗旨的布道者。而作為布道者的僧人，必須麵對不同根器與文化水準的佛教四眾與一般民眾。作為佛法的實踐者當然需要一門深入，傾向於某宗某派，研習某一特定的教典；但作為一個麵對芸芸眾生的宣教者，他又必須具有不同的麵向以便更為廣泛地接引、化度眾生。聯係這些新發現的作品，可以看出思孝一方麵以律學規範佛教四眾，另一方麵以淨土思想、輪回與地獄化導勸誡一般民眾。他既可與帝王作詩唱和，同時，也用歌曲這一通俗的形式啟發一般民眾。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一個傳法高僧的不同麵向。
第二，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宋、遼、夏的佛教交流與佛教認同提供了實例。遼人思孝的《人生未悟歌》附於宋僧宗賾《慈覺禪師勸化集》最終流入西夏，這一頗為有趣的流傳軌跡無疑為我們進一步了解宋、遼、夏的佛教交流與佛教認同提供了實例。10世紀至12世紀，宋、遼、夏三足鼎立，各自發展，帝王與佛教的關係、國家的宗教政策與管理製度各具特點、頗為不同，發展出不同的佛教“國家形態”。然而，佛教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具有超越國家、政權、地域的穩定性、連續性與統一性，而連續與統一無疑是佛教團體認同的基礎，同時也為依賴於佛教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提供了可能。職是之故，在10世紀至12世紀這一民族、國家頗為複雜的環境中，我們必須對佛教社會形態的長久性與國家王朝的短暫性，佛教社會形態的廣泛性與世俗王權的區域性之間的關係做新的觀察與思考。而思孝作品廣泛流傳於宋、遼與西夏這一事實無疑是佛教作為社會組織穩定性、連續性與統一性的體現。僧格與人格——論“弘一現象”僧格與人格——論“弘一現象”羅顥本文論述弘一法師的僧格與人格，主張將其出家前後作“一貫”之觀，認為弘一法師之所以出家，是其自覺尋求“向上一著”的生命境界的提升與完善。文章對當代知識界的道德失落狀況多有針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