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盧溝橋上抵抗日軍的29軍 當時華北，中日兩軍駐軍情況形似圍棋盤上的黑白棋子，日軍之所以頻繁調動，實是走子兒。29軍自1395年進駐平津後，雖然也有調整，但在全棋宏觀控製上缺乏見解，主要立足於駐守。29軍號稱10萬，實際上有很多弱點。關鍵是由內戰發展起來的一支農民隊伍，從將軍到士兵都缺乏現代戰爭的意識，缺乏對外來強敵作戰的經驗和對敵人的了解。華北駐屯軍，言稱5700人，實際上可能比這多得多，另外還有偽軍約日軍人數5倍。據華北駐屯軍自我估計，一旦戰起，華北軍的實力能夠對付29軍。從客觀估計，華北兩軍實力接近，在此情況下，再加兩軍均處分散駐兵態勢，哪一方突然襲擊，得手可能極大。1936年初開始，日方軍部政府曾多次商討對中國“一擊”。 “一擊”是日語，翻譯成中國話，應該是打擊一下，語意分量很輕，但運用到中日兩國態勢，這“一擊”就意味著兩國全麵開戰。假如這“一擊”方案在日本內閣通過，日軍的第一步動作，就是華北駐屯軍突擊襲擊29軍。在措手不及情況之下，29軍可能陷於滅頂之災。在這樣形勢之下，宋哲元不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清楚，他還是同意了以攻為守、兵出山海關的方案，但如何實施還麵臨著很多難題，需要具體落實，但就在這時候他竟回山東樂陵老家，去為先人修墳，錯過了積極進攻的有利時機。 宋哲元到達保定後，於7月29日致電蔣介石請求處分。其電文是：“哲元身受國家重托，自主持冀察軍政以來，日夜兢兢於國權保持，乃至盧案發生，終不能達到任務，實有虧於職責，並負鈞座之屬望，擬請予以處分，以免貽誤，而挽國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開對外發表《我軍抗戰經過》，文中敘述了盧溝橋事變及平津作戰經過後又自責“處置不當，實應受國家嚴重處分”，說明宋哲元已認識到自己對平津作戰失敗負有責任。 那麼，宋哲元、張自忠這樣具有光榮抗日曆史，具有民族氣節的將領，在日軍無理挑釁、源源增兵的情況下，之所以不明智地乞求和平，也有其深刻的根源： 一是宋哲元、張自忠作為一支“雜牌軍”的將領和地方實力派首領，出於團體利益的考慮，強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這塊地盤，為此不惜委曲求全，妥協以求。 二是對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的意圖估計不足。29軍自進駐平津以來，日軍曾多次挑起事端，結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讓步而告結束。這給了宋哲元、張自忠等人一個錯誤的經驗，使其誤以為這次也不過如此。 三是對蔣介石不信任。曆史上，宋哲元、張自忠作為西北軍將領多次與蔣介石中央軍交戰，冀察政務委員 會成立後在自主權等方麵又與蔣介石產生了新的矛盾，雙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與日本妥協的事情已不隻一次，宋哲元對於蔣介石這次是否真的會發動全國抗戰和他派軍向天津地區移動的意圖，都心存疑慮。 盡管“七。七”盧溝橋事變給中國人留下一個慘痛的記憶，但“七。七”盧溝橋抗戰的槍聲卻引燃了中華大地的抗日聖火，把中國推入一個嶄新的曆史時期。 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部中國人民飽受列強淩辱欺侮的曆史，也是一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鬥爭史。從鴉片戰爭到“七。七事變”，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從未停止，卻沒有一次取得徹底勝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壓抑，“七。七抗戰”的槍聲改變了這種局麵，拉開了全民族抗戰的帷幕。從此。鬆花江畔，長城內外，中原大地，珠江兩岸，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國難，開始了空前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促成這一局麵的決定性因素是國共合作。國民黨與共產黨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兩股政治軍事力量，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不僅聯合了兩黨兩軍的力量，還直接促成了全國的政治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工農商學兵各界、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和海外僑胞，正是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形成了浩浩蕩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無法逾越的政治長城，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敗的結局。 盧溝橋前線的戰鬥，隻是我國民族抗戰的序幕。就在盧溝橋事變的翌日，中國共產黨即發表宣言，指出“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此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奮起抗戰，經過八年的浴血戰鬥，終於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同時，29軍官兵在盧溝橋事變中激於愛國主義的義憤，擔負起保衛國土的神聖職責。雖然武器裝備低劣，但他們英勇地與武器精良的侵華日軍展開了殊死的搏鬥。在平津作戰中，第29軍廣大官兵對日本侵略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抗擊，曾出現許多感人事跡。如29軍副軍長兼教導團團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和第219團團長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擊退日軍的猛烈進攻，負傷不下火線，仍堅持指揮戰鬥。以他們的鮮血和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譜寫了壯烈的詩篇。以29軍為代表的廣大官兵在戰鬥中的表現確實值得中國軍人驕傲的。他們的獻身精神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