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孫臏兵書》重新問世，經解讀，我們可以看出它確應歸入兵權謀家，兵權謀本來就“兼形勢，包陰陽”，說“孫臏貴勢”並不妨礙其在總體上屬於高層次的軍事思想和戰略學著作。
《孫臏兵法》雖曾失傳千餘年，但《史記》、《通典》等古籍中保存有少量佚文，在曆史上頗有影響。特別是孫臏提出的“圍魏救趙”，早已成為軍事史上的著名戰法。竹簡《孫臏兵法》的出土和整理出版，解決了曆史上長期懸而未決的孫武與孫臏、《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的關係問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而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三孫臏的軍事思想
《孫臏兵書》的軍事思想在繼承孫武、吳起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第一，孫臏在《威王問》中闡述了戰爭是政治鬥爭工具的戰爭觀。他明確地說，戰爭不是什麼別的，而是先王傳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戰爭的國家一定滅亡，貪圖勝利的人一定受辱。孫臏的這種戰爭觀顯然比《司馬法》所說的“以戰止戰”的思想更加深刻。
是不想要“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為社會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但是，依靠空口說教辦不到，所以才“舉兵繩之”，用戰爭的手段禁止爭奪。然而，戰爭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並不是可以經常使用的。戰勝固然可以“存亡國，繼絕世”，而一旦戰敗，則會“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對待戰爭“戰爭作為布“道”的手段，進行戰爭一定要合於“義”，“戰而無義，天下無能固且強者”。經濟是戰爭的基礎，隻要有充足的物質準備，小城照樣能鞏固堅守。在《強兵》篇，孫臏又進一步提出，要想強兵，當務之急在於“富國”，明確揭示了戰爭對於經濟的依賴關係，在理論上發展了孫武所提出的“因糧於敵，取用於國”的論題。
第二，發展了孫武“任勢”的軍事理論，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的作戰原則。《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這指明了《孫臏兵書》的特點。勢是戰爭態勢，是敵我雙方軍事實力（包括兵力、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的布局。孫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勢”，即駕馭戰爭態勢的思想。孫臏則在“任勢”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和爭取有利作戰態勢的各種原則。他在《威王問》中說：“勢者，所以令士必鬥也”，而“士”的“鬥”都應當在創造優勢的條件下進行。如齊威王問：敵我兩軍實力相當，兩軍將領相望，陣勢都很堅固，誰也不敢先動，應該怎麼辦？孫臏回答：先派少量部隊，由賤而勇敢的將吏率領去試探攻擊，接戰後隻許敗，不許勝，把主力部隊隱蔽地布好陣勢，待敵軍分兵追擊我小部隊時，我軍從側翼攻擊敵軍主力，就可獲得大勝。在應付“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時，孫臏提出要“讓威”。即避開敵人鋒芒，隱蔽好後續部隊，以便使我軍能隨時轉移。主力部隊將持長兵器的戰士排在前麵，持短兵器的戰士排在後麵，選派弩機手援救危急。等待敵人攻擊能力下降，再行反擊。這也是充分利用敵我雙方的條件，造成有利於我的態勢，以扭轉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
戰爭是瞬息萬變的，所以要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孫臏把弓弩比喻為“勢”，也正在於說明戰爭就是要爭取發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間。孫臏還注意利用各種地形創造有利的態勢。他在《官一》篇說：在山險中作戰，要放開穀口，把敵人引出山穀來交戰。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作戰，要虛設旌旗，誘敵深入，進行消滅。“易（地形平坦）則多其車，險（地勢險阻）則多其騎，厄（山陵狹穀地帶）則多其弩。”自己要搶占有利地勢，攻擊處於不利地勢上的敵人，這叫做“居生擊死”。
總之，孫臏主張把握有利戰機，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創造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態勢，以爭取戰爭的勝利。
其三，孫臏指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戰》篇中說：“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現。中國的人文思想導源於春秋，戰國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在人不被當作人看待的專製時代，孫臏能指出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無疑是進步的。從人文主義的論題出發，孫臏與孟子一樣，也提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他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所謂“人和”，就是得眾、得人心。“得眾者，勝”，“不得眾者，不勝”。孫臏的這種以人為貴的軍事思想，顯然也是由繼承《司馬法》的“仁本”思想而來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馬法》，是戰國時代人文思想在軍事學理論方麵的重要表現。
第四，孫臏在軍事學上的另一重要貢獻，是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陣法。春秋時，由於盛行以車兵為主的方陣作戰，陣法大多以“三陣”、“五陣”為主。戰國時，由於形成以步兵為主，車、騎兵為羽翼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又出現了大規模的野戰和圍城戰，所以軍陣的陣法更加複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