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為那本《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撰寫“續編”，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劉景琳先生來約一本“文化尋蹤”性質的小書。我想到了明清之際贛南的易堂。“續編”中將有一組以易堂為分析材料的論文，寫作時曾為不得不舍棄一些生動的材料而惋惜。倘若沒有此次稿約，也就一任其被舍棄，這時卻有畫麵由記憶中浮出，一群三百年前的知識人，似乎隔著一大塊時空在向我呼喚。
不必諱言在長時間的“論說”之後，“敘述”對於我的吸引。“易堂”在我，是可供敘述的材料。或許隻是為了“敘述”，隻是不忍舍棄“敘述”，才終於想到寫這一本小書的。我也依然在尋求挑戰，包括尋找文體、筆調，尋找別種表述的可能性。隨筆這種較為自由的文體，自然有助於緩解“做學術”的緊張，將被“學術文體”篩除的零碎印象、感觸，搜羅拾掇起來。至於一再寫到易堂，並非出於“價值”方麵的估量。我確也不認為這一群體有何等重要；我的意圖不過在借此個例，打開某些被忽略的視域，使“明清之際士大夫”的豐富性得以展現而已。
有明一代，江右曾經是王學重鎮。贛州雖與泰州學派一度活躍的吉安相鄰，魏禧、彭士望對王陽明也備極傾倒，卻與王氏發起的思想運動以及上述思想派別沒有多少關係，與江右王學中人所從事的社區改良活動也無關。他們不在那一傳統中。因而本書所敘述的群體不但不具備思想史的、也不具備社會史的重要性。寫這題目，我的興趣仍然在“人”，在特定環境中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生選擇，在那一時期士人的所謂“心路曆程”。易堂吸引了我的，毋寧說是其“表述”，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繪與彼此狀寫。我曾由易堂諸子的文集中讀“言論”，這回則是讀“性情”、讀“行蹤”、讀人與人的關係。這一班士人的文集中，確也保存了較為豐富的可據以想象其人的材料。
憑借了寫作本書這一機緣，我得知了出於特定目的的閱讀會有何種取舍，在通常的論文、論著寫作中，我所舍棄的是什麼。由此又不免想到“學術方式”的代價——即如有妨於麵對生動的“感性”、“個人”、“日常”，豐富的差異、多樣。
既取敘述而略論說（隻是簡略，而非省略），對於文字材料的選擇自與論著不同；又因係“尋蹤”，對時間、方位不能不有一份敏感——後者更是我平素閱讀中一向忽視的。當著借重了時間線索給予敘述的便利，卻又想到，對於時間作為標記的依賴，是否也將過程簡化、因果化了？那些線索似乎本不應當如此清晰，以至由三百多年後的今天看過去，人物的人生軌跡曆曆分明。
我自然明白，收入其時士人文集的，多半屬於準備日後公諸於世的文字，包括書劄，“私人性”不能不大打折扣。那些敘述是在既有的文體規範，以至流行的言述方式、語言策略中生成的。我寫作本書所憑借的文集，有一些在著者生前即已版行，有極其自覺的閱讀期待。你因而難以窺入更日常的空間。你被阻擋在了那些精心修飾過的文字之外，阻擋在了嫻熟的文體技巧之外。我自然還想到，不止文體規範、言述策略，而且流傳中的遺落、刊削，都預先決定著我的“尋訪”所能抵達的邊界。即使如此，我也仍然認為，明清之際士人文集中大量的自傳性材料，是值得珍視的資源，其中有“正史書法”所摒棄的豐富的“人性內容”。而大量的遺民詩，是遺民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甚至保存有可供考察其時士人物質境遇的豐富材料。所有這些資源都有待於開發。
近年來創作界流行“用腳步寫作”，據說那方式是“空著腦袋大膽上路，邊走邊寫互動傳播”（《中華讀書報》2000年7月12日）。江西教育出版社這套叢書的設計，未必不因於時尚，盡管“文化尋蹤”，本有此一體。
我的故事並不非憑借了贛南之行才能展開。那些情節在我翻閱一函函的文集時，就已由故紙中浮出，因而出發前不能不對“尋蹤”心存疑慮。對於這一種研究，“實地”並不較之文獻重要。我的人物在他們自己的述說中已足夠生動，無須向地麵上為他們曾經存在過尋求證據。“實地”固然會提供意境，卻也可能另有其破壞性——朦朧空靈的想象一旦著陸，難免要風化剝落的吧。此外我也不以為能在那裏找到什麼，很可能一切遺跡都已蕩然無存。我甚至以為有必要追問被我們指為“蹤跡”的是一些什麼，它們何以被認定為“蹤跡”。我對自己說，我所能做的，隻是盡可能地憑借文字材料構建意境，而不是複原“曆史”。即使真有遺跡在，我所能麵對的，仍然更是“敘述”而非“事實”。但我仍然上路了。
事後看來，走這一趟仍有必要。我需要一點顏色，一種氣味，使推想有所附麗。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多少浸染一點其地山水林木的氣息。而實地踏訪，以及踏訪後的繼續詢問，也校正了我的某些臆度。在這一點上，贛南的經曆在我個人，更像是往返於文字與“實地”間的校訂。走在贛南，我甚至問過自己，倘若能重新來過，是否有可能做別一種方式的研究？我當然也想到了這種“尋訪”的得失利弊。前期準備已打造了部分意境，事先的文獻閱讀形成了明確的期待，因而幾乎無法避免有意無意的排除、剪裁、組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