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亞
記者同彭德懷談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這位以善戰著名的人物看起來很像普通的農民，隨便的在街上走著，同士兵問詢日常的生活，用手拍著他們的肩膀，顯出一種老叔父的樣子。我發現士兵們對他並不怎樣恭敬或畏懼，但是彼此間卻有一種家庭似的愛流露著。
他首先提出現在中國最大的與基本的矛盾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而是日本與中國的矛盾。日本瘋狂地進攻威脅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所以他們提出了一致抗日的要求。他們，在西安事變中堅持和平主張。他說，“西安事變是兩種可能的前途，是中國生死的關鍵：一種前途是開始發動抗日戰爭；另外一種前途是引起大規模的國內混戰，造成日本進攻中國的順利條件。我們是爭取第一個前途，敵人則是爭取第二個前途，因為他們無時不在挑撥中國內戰，借以達到以華製華，滅亡中國的目的。”
彭德懷加重了語氣繼續說道，“因為和平路線的成功，日本不但挑撥的政策失敗了，同時增加了他們國內的矛盾。廣田內閣的倒台，政黨與軍部的衝突，林內閣的擺搖不定，便是這種表現。日本的統治者也承認他們的政策失敗，不得不改變對華政策，這是我們的勝利。”
“還有，”彭停頓一下說道，“我們主張的是民族統一戰線，不是人民戰線，與西班牙不同。”
談到這裏，暫停一停，我們一同去吃晚飯。
桌子上放了一盞煤油燈，大家團團的坐下。宣傳部長陸定一也來參加談話。
“中國適合哪一種政治製度呢？”我問。
彭德懷回答道，“為了鞏固和平，為了貫徹統一，為了抗日勝利，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抗日沒有廣大的民眾來參加是不能成功的。如今中國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要抓緊民眾解放運動，民眾要起來作要求民主的運動，同時我們要在抗日運動中爭取民主，在爭取民主中求抗日，二者是關連的，不能機械地分開。”
講抗日問題，彭德懷說道，“我們要在最短期間完成對日作戰的準備。東三省是有相當建設的，被日本拿去了；河北也有很好的建設，被日本統治了。我們是要開足馬力，不放鬆一分鍾，動員全國人民作政治的軍事的準備”。
於是我們約好次早談中日直接作戰時的戰術戰略問題。
今天是五一節，十二點有慶祝會，我得趕快結束同彭德懷的談話，這次我們談的是對日的戰略問題。
彭德懷說，“許多人對於戰勝日本的戰略非常關心，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會減少大家對於打勝日本的信心。抗日主要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戰略與政治是關聯的。我僅就戰略上，貢獻一點我自己的意見。”彭於是首先提綱挈領地說道，“在戰略上我們應該采取持久戰，在戰役上我們讚成速決的殲滅戰，作戰方針要用一種運動戰。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不是侵略別人，而是保衛自己，自衛戰要靠持久來取得勝利。在軍事工業上，中國比日本落後，不能在戰爭的開端與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的勝利，有賴於廣大人民的參加抗戰。一切人民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敵人，但這些人民必須在戰爭的過程中組織起來、動員起來。戰爭的初期中國或者會遭遇些不利，但情形會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中國軍隊受人民的擁護，與日本軍隊對一般人民的關係不同。有些人沒有看見中國人民的存在。作戰方針是一種運動戰，但並不是避免一切正規的陣地戰。我們的軍事布置應該是據點式的，而不是線式的，因為線式很容易被打破。以少數兵力鉗製多數敵人，乃據點式的好處。在戰役上我們主張用速決的殲滅戰，因為這樣可以減少敵人近代兵器的作用，使飛機坦克車毒氣的效能不能充分的發揮，而我們則用疾雷迅風的手段，使敵人一點沒有戒備，予以奇襲。我們的消息靈通，敵人的動作我們都知道。他們卻沒有這種便利。我們熟悉地形，可以優勢的兵力擊敗敵人劣勢的兵力，這種殲滅戰可以得到敵人的兵器，補充我們的彈藥。打勝了幾次之後，敵人不敢再分散，就集中起來，我們這樣可以封鎖他們，圍困他們，這種圍困是一種戰略上的圍困，使敵人消耗力量，使他們沒有辦法。同時我們在周圍組織群眾，動員群眾，封鎖他們，擾亂他們，襲擊他們，斷絕他們的交通，使其疲於奔命。敵人到處被圍困，救援的軍隊也受襲擊，被消滅。使其前無進路，後又無援兵，弄得進退維穀。假如敵人不動，定將疲憊不堪，日夜不安，隨著時間的延長，愈發增加困難。但是最大的問題還是動員群眾。我們之所以要求民主，就是為了抗日的勝利。隻有實現民主才能使廣大的民眾參加抗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