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化史上,曆代都出現過這類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稱之為“正邪兩賦一路而來”之人。舉了很多例子,如唐明皇、宋徽宗等等。清代的順治帝、納蘭性德、綿億、奕繪等很多帝室王公貴胄,為數尤多。我們無以名之,我曾稱之為“詩人型”、“藝術家型”的人物,實際上就是曹雪芹所類舉的生於富貴之家的情癡情種,特異天才。但他們也都是命定的悲劇性人物。對於這一曆史文化現象不了解,勢必把曹雪芹的書當做一般性的佳人才子愛情故事來看待,因而丟棄了其中的極為重要的曆史社會文化內涵。
可惜的是,曹雪芹提出的“兩賦”理論,以及“兩賦人物”這個課題的係統研究闡釋,至今也未見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給以學術上的深入研究。對《石頭記》的大多認識的實質,仍然沒有超越“哥哥妹妹”的級層和範疇。這也許正是對那些侈言中華文化而又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的人、侈言紅學而也不懂紅學為何物的人們的文化水準與精神境界的一個忠實的寫照吧?
不過,海內外近年已經出現了一種跡象,開始認識到:曹雪芹的主題本旨是為了寫人、人的命運、人與人的高級關係的“情書”。這倒是值得矚目的一個新氣象。因為,紅學的本質與意義,從來也不是與“小說文藝理論”等同的學問,而是一種中華大文化的高層次的哲理性的學問。在這個意義上來講,紅學就是一種文化學。我們自然也有“小說紅學”,但今後更需要的則是“文化紅學”了。原地踏步不行了,就是高呼“紅學必須回到文學”的那種認識,恐怕也是失之於過於膚淺和“過時”了吧。
奕繪在年方十幾歲時,即有一首題詠《石頭記》的七律詩:
夢裏因緣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樓春。
形容般若無明漏,示現毗盧有色身。
離恨可憐承露草,遺才誰識補天人?
九重運斡何年闕?擬向媧皇一問津。
這位清代中葉的青少年貴公子,讀罷曹雪芹此書,最主要的感歎是什麼?一起是“因緣”(注意:這是佛家的“因緣”,不是世俗所說的“姻緣”),而後世哲理(人生觀),雖然也涉及了“離恨”,但最後三句卻歸於感慨補天之才的誌向無所施用——一點兒也沒有“色空觀念”,一腔感慨竟是願去補天的入世思想。他深惜“遺才”的棄置,亦即人才的命運與遭際的問題!這種曆史現象,現今的“紅學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體會了。
然而,現在既然知道,雖然為時稍遲,也還並不是太晚。問題在於:我們不是到了應該再作沉思的曆史時刻了嗎?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