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對《舊五代史》的列傳部分，進行了重新改編，且新創了不少類傳新目。如把《舊五代史》的《後妃傳》和《宗室傳》等合並稱《家人傳》。對於入史的將相名臣，隻在某一個朝代任職的，即將其傳係於某朝之下，於是有《梁臣傳》、《唐臣傳》等；而對於在幾個朝代任過職的，則因不便於係於那一朝，於是又設立了《雜傳》。由於五代時期割據政權統治時間都不長，總共才五十多年，所以在當時幾朝任職的人不少，因此《新五代史》的《雜傳》份量很重有十九卷，占四十五卷列傳中的近一半。《雜傳》的創立本身就帶有貶意，即所謂“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如在唐、晉、漢、周四朝曾任顯職的馮道，就被列入《雜傳》且被歐陽修斥為“無廉恥”。《新五代史》列傳部分的類傳中，還有《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等，這些都是以前史書所沒有的。這些類傳不在人物多少，隻要需要便為之立傳，如《死節傳》僅記有王彥章等三位節義之士，目的在於表彰他們，所以也立了傳。《唐六臣傳》隻是記載唐末六個趨利賣國的大臣的，《義兒傳》是記李克用收養的義子的，這些都具有貶意，但隻要作者認為需要，也就立傳以記。
《新五代史》改誌為考，這是因為歐陽修認為五代時，禮樂等典章製度沒有什麼可取的，所以不為之立誌，但又認為天文、地理是不能因為亂世而廢棄的，所以編者才作《司天考》和《職方考》，二考實際也是誌。歐陽修在這兩個“考”中說，“五代亂世，文字不完”，所以“考”在《新五代史》中也寫得十分簡略，閱讀《司天考》和《職方考》二考可以與《舊五代史》的《天文誌》、《郡縣誌》對照起來。應該指出的是，歐陽修撰《新五代史》，記十國事，是采用司馬遷在《史記》中的“世家”名稱，較為得體，克服了《舊五代史》隻是從表麵上去看問題，把十國一律列入世家，每國一卷，最後作一篇《十國世家年譜》，把五代和十國的關係以及時間上統一起來，順曆史發展線索，使讀者一目了然。《新五代史》把《舊五代史》的《外國傳》改稱《四夷》，記事也較為詳細，這是可取的，特別是在序言中介紹了我國曆史上西北少數民族為患的情況，其中關於“三代獫狁（險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強。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的簡要概括，應該說還是中肯的。歐陽修撰寫《新五代史》非常注意“褒貶義例”，還多用“春秋筆法”，用規定有特定含義的一二字表示對人和事的抑揚，比如兩個平行的封建國家或政治集團互相作戰叫“攻”，皇帝親自率軍作戰叫“征”，無罪被殺叫“殺”，有罪當殺稱“伏誅”，而“討”某某表示被討伐的一方有罪。歐陽修企圖以此來宣揚儒家思想，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倫理秩序。應該說這是《新五代史》腐朽之處。歐陽修的學生徐無黨為之作的注，側重解釋“書法義例”，主要是本紀部分，旨趣與《新五代史》相同，對讀者幫助不大。吳縝所撰《五代史纂誤》早已亡失，後從《永樂大典》中抄錄的一百一十二條分為三卷，已是麵目全非。但清乾隆時，彭元瑞、劉鳳誥合撰的《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以《新五代史》原本為正文，全部保留了徐無黨的注，又以《舊五代史》和其他材料作為補注，算是寫得比較好的。197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新五代史》點校本，以南宋慶元本為工作本，參閱其他版本付印而成。
總之，通觀《新五代史》，可以看到全書體例嚴謹，文字簡潔，立意鮮明，是一部比較好的史書。這是因為《新五代史》出自歐陽修一人之手，與那些成書眾人之手的史書不同，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受的約束是比較少的。更為重要的是，歐陽修學問文章造詣較深，加之編撰此書曆經很長時間，可以反複斟酌修改潤色，這就使得《新五代史》不會在一般史書之下。
《舊五代史》與《新五代史》相比較，也是各有優長，互有優劣，不可偏廢。從史料價值上來說，《舊五代史》雖不無蕪雜，但卻保存了豐富的原始資料，而《新五代史》簡而過當，刪削舊有文獻資料太多，使之簡而不明，因而《舊五代史》明顯優於《新五代史》。從體例上來說，《舊五代史》仿學《三國誌》而未得其當，使得梁、唐、晉、漢、周五書前後有些矛盾，使人讀後感到茫然，而《新五代史》效法《史記》，比較妥當，所以體例上《新五代史》優於《舊五代史》。從文字上來說，歐陽修博學多識，敢於疑古，為文一反當世頹風，重振韓柳文風，在撰修《新五代史》時，雖有“以文勝史”，以至有雕琢詞句、以詞害意、以文從史、晦澀難懂的毛病，但文字簡潔明了則是勝《舊五代史》。因此，《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各有短長，可以互相補充，並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