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有文字記載的，至今可以算出4200年。即：夏，400年；商，600年；周，800年。以後，累代相傳，至於今天。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修史的傳統。《隋書·經籍誌》載：“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中國記載曆史的書，多如牛毛，浩如煙海，且曆代連綿不絕。在這浩繁的古籍中，“二十六史”，稱得上是一部彪炳千古、光耀千秋的珍貴的曆史巨著。
中國古史紀年始於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行政之時，大約於同一時期，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燕等國也相繼有了明確的紀年。從此以後，中國便有了連續的曆史記載。《春秋》這部編年史出現以後，我國則從公元前722年開始有了更為詳備的曆史記載。中國的史書，在正史中，多為官家朝廷所修。在兩漢時期，經學籠罩一切，國家既不為史學設立學官，史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庸。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狀況得以徹底改變。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即公元319年，石勒初稱趙王，即以“任播、崔漫為史學祭酒”（《晉書·石勒載記》）。這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設置的史學學官，也是我國史學史上第一次出現“史學”一詞。宋代和南齊初年，國家又設總明觀，內中即置有史學科，設學士官，專門研究和教授史學。齊武帝永明三年即公元485年，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但自此以後，無論國立的國子學、太學，還是私立的精舍之中，均以經、史並為教授主課，史學深為士人所好尚。如果說前引石勒設“史學祭酒”，還主要是一種學官的設置，那麼《南齊書·文學·王珪之傳》所記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這裏的“史學”，則已包含現代通常所說的“史學”含義了。這是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它清楚地表明：我國史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實際概念已經獨立了。自此以後，史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
中國史籍中的“紀傳”，是以傳記為中心的史書體裁，包括本紀、列傳、世家、表、書、誌等。“紀傳”以曆代政治內容為主體，兼及經濟、文化、人物以及典章製度等內容。紀傳體史書以“本紀”為綱，這是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觀念的。《隋書·經籍誌》沿襲梁阮孝緒《正史削繁》的稱呼，把紀傳體史書置於史部的首位，稱為“正史”。當時的“正史”還隻記載到南北朝末年，後世各朝各代陸續增加，至有“二十六史”。
提起我國古代史學史籍，人們往往隻會首先想到被稱為“正史”的《二十四史》。而我們今天所說的卻是“二十六史”。那麼，何來“二十六史”呢？“二十六史”是指從《史記》到《明史》二十四種正史，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統稱“二十六史”。“二十六史”共計4042，卷標點本總字數約5800萬字。“二十六史”的修撰，經曆了一個漫長的年代，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它確鑿無疑地證明：中華民族的曆史是一部不間斷的連續發展的曆史。
關於“前三史”和“前四史”“二十四史”並非就是二十四個朝代的史書，而是起自上古，下迄明代大體能相互銜接的二十四部史書。這“二十四”部史書，是先有“三史”，即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和東漢班固的《漢書》，以及東漢朝廷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代，吳王孫權曾對他的將軍呂蒙說，我掌管軍政事務以來，閱讀‘三史’和各家兵書，自以為大有補益”；他告誡呂蒙抓緊閱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和“三史”。可見當時社會上已有“三史”之稱。唐開元中年，南朝劉宋範曄的《後漢書》替代了《東觀漢記》，列名於“前三史”。以後，又有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國別史《三國誌》，《三國誌》與“前三史”合稱“前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