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瑛
今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始於紅都瑞金的長征，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也許是件遙遠的事情了……
七十年的歲月，超越了一個甲子。今天，走在長征路上的詩人說：“地址都成了遺址，笑容都成了遺容；長征是他們的苦難，苦難是他們的光榮。”是的，站在曆史的天空下，遙望七十二年前瑞金那個深秋的傍晚，八萬六千多名中央紅軍，在夜色迷蒙中分批撤離的情景，至今還縈繞在依然健在的一百多位紅軍老戰士的眼前。但是對於這次月光下的悄然行軍，當時，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說清，這次紅色遠征目的地在哪裏。當他們在經曆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經曆了一次次黨內鬥爭的考驗，經曆了雪山草地饑寒交迫，經曆了上百條江河湖澤洗禮，經曆了上百座高山險峰磨礪，經曆了六百多次大小戰役、戰鬥浴血，經曆了途中掩埋20多萬戰友的屍體悲烈，經曆了十三省（區）長達二萬五千裏多裏的轉戰之後，他們終於領悟了這次戰略遠征的意義。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國工農紅軍在甘肅會寧實現了三軍會師，勝利完成了向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轉移。麵對長征的勝利，當時魯迅就曾預言：在中國工農紅軍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將來。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主席就曾指出：“長征是曆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自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之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這個頗具傳奇色彩的事件，就以其獨特的魅力，成了世人所關注的話題。從此，長征也就成了中外文學藝術家力圖追蹤探索的永恒課題。有人做過一個統計，自1938年《西行漫記》出版之後，關於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籍（僅指中文版）就達一萬六千種以上。對於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長征，是伴隨了我們一生的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經典。聽長征故事，讀長征書籍，走長征道路，學長征精神，做紅軍傳人，是幾代中國人堅持和實踐的人生課題和理想追求。正是這些不勝枚舉的優秀的長征作品，以其特有的精神和魅力，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的世界觀。
雖然長征作為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曆史事件，已經過去七十多年了，但是長征卻以它特有的戰爭魅力和永遠鮮亮的精神光焰，綿延不斷地感動著中國、感動著世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史學家、文學家們的後來之作，似乎在詮釋著這樣一個道理：並非所有存在過的曆史都能輕而易舉地轉化為成功的作品，某些曆史遺留的課題往往需要經過沉澱和透析，經過分解與整合，以及有適宜的社會環境，方能獲得成功創造的契機，這也許就是長征精神能夠永遠鮮活的原因。紀念長征勝利七十周年前夕，僅是我們蘭州軍區的作家群就先後推出了《紅色遠征》《三十三孔窯洞與紅色的中國》《大會師》等一批關於長征的作品。近幾天又讀到了蘭州軍區戰鬥文工團創作室公丕才同誌的新作《紅腳印》，讓我們再次感到：長征不僅是個永遠鮮活的話題，而且長征仍有著許多前所未聞的故事。
《紅腳印》，是作者今年完成的三部長篇紀實文學（不久前出版的前兩部分別為《英雄先遣連》和《邊地母親》）作品之一，也是作者為紀念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紅腳印》是一部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在甘肅為主要內容的曆史性報告文學作品。作者在當年紅軍二萬五千裏的長征路上，選取了（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階段、一個最具閃光性的局部、一個最有說服力的結局。眾所周知，甘肅是紅軍長征途中，紅一、二、四方麵軍和紅二十五軍等主力全部經過的唯一省份，也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會師的地區。同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許多重大決策、重要戰役、重大事件，諸如“俄界會議”、“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臘子口戰役”、“會寧會師”等，都發生在甘肅境內。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紅二十五軍進入兩當地區開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紅一方麵軍進入甘肅境內，再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一年多時間裏，數萬紅軍將士的足跡踏遍了隴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從隴東到隴南，從隴中到河西，到處都留下了紅軍將士的紅色足跡。因此，紅軍長征在甘肅，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富有獨特華彩的樂章。
說實話，在我剛剛拿到《紅腳印》的書稿時，曾擔心紅軍長征在甘肅這段曆史，是我們的黨史、軍史上有過詳盡的記載的曆史階段，作者還能寫出什麼新的東西來，很可能也是應景之作的“冷炒飯”。但是讀完《紅腳印》之後，才發現擔心是多餘的。因為作者明白，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在甘肅之所以還有再寫的價值，就是因為它還有潛在的隱秘，還有一些決定紅軍全局命運的細節和一些曆史真相還有待發掘、有待揭示。因此，作者給《紅腳印》的首要任務就是用史學家的眼光，去“挑剔”、去“甄別”原有的長征“資料”，爾後才是文學家的精心架構和精美的敘述。我們知道現有的長征“史料”，雖然堆積如山，但不少距今年代久遠，而在當時不間斷的跋涉與戰鬥中，經曆了長期的歲月的風化，給長征本身，同時也給一些長征“史料”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同是長征的親曆者，由於所處地位不同，視點與感情的差異，對某一事件的記述也不盡相同。至於幾十年後的補記、回憶，失誤或許更多。在查閱資料時，常常發現同一事件，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當然，也許正是由於有了種種不一致的說法，不能定性的結論，才使作者的想象和判斷能力有了馳騁的空間。有些問題在《紅腳印》中仍然是不確定的，諸如他寫“哈達鋪的報紙”、“楊土司的隱秘”、“長征詩的誕生地”、“單家集的炸彈”、“會師地的選擇”等，作者都是采取了幾種說法以最為史學界認同的一種為主，其他幾種並舉的方式，而不是消極地去繞開。其實，對於枝節問題繞開也是無礙大局，重要的是決不能以訛傳訛，更不能為了製造閱讀熱點而輕率地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努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爭取最大限度的真實。而對於那些目前仍然無法確定，必須姑且繞開的細節，作品提供給讀者的則是足以展開曆史審美的龐大的信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