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孫子
《孫子》又稱《孫子兵法》，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古代軍事名著，產生於奴隸製向封建製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期。據史書記載，它是我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所著。孫武為春秋末期齊國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考，約與孔丘同時期，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他從齊國出奔到南方的吳國，經吳王重臣伍子胥的推薦，吳王闔廬知他善於用兵，便重用為將。他同伍子胥輔助吳王經國治軍，對於吳國的崛起，“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堵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起過重要作用。
《孫子》一書，總結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與奴隸主階級兩種軍事思想的鬥爭，是新興地主階級軍事理論的奠基作。它問世後對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發展。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在哲學史上也占有相當地位。早在戰國時期，《孫子》就廣為流傳。韓非在《五蠹篇》中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戰國軍事名著《吳子》、《孫臏兵法》、《尉繚子》等就引用並發揮了《孫子》的若幹軍事思想。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一座西漢墓葬中，發現迄今最早的竹簡《孫子》等大量兵書殘簡，說明西漢時《孫子》流傳也是很廣的。三國著名軍事家曹操稱讚《孫子》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孫子序》），並對《孫子》作了注釋。唐太宗李世民同其名將李靖問對兵法時，十分讚賞《孫子》，說“觀諸兵書，無出孫武”（《李衛公問對》）。總之，從戰國以來，《孫子》為曆來軍事家所重視和推崇。在國外，《孫子》也影響頗大，早就有日，英，法、德、俄等文譯本流傳於世。
《孫子》全書共十三篇，論述了“計”、“作戰”、“謀攻”、“形”、“勢”、“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用間”等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孫武揭示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軍事規律，有些至今仍有其科學價值。現簡介如下。
一、提出了以“道”為首的戰爭製勝條件
對戰爭和製勝條件的看法，在社會製度大變革、階級鬥爭非常激烈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新興地主階級同沒落奴隸主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內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麵。《孫子》開宗明義就說：用兵打仗關係著國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認真研究考察的，所以要“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即必須從“五事”和“七計”等客觀實際出發，分析，比較敵對雙方的各種條件，以探求戰爭勝負的可能性。所謂“五事”，即“道”、“天”，“地”、“將”，“法”；所謂“七計”，即“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等七個方麵的情況。所有這些，都是客觀存在於戰爭雙方並關係到戰爭勝敗的東西。由此可見，孫武對戰爭勝負的認識，屬於早期戰爭問題上樸素唯物論的認識論。
孫武所論述的製勝條件，觸及了戰爭中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五事”、“七計”，包括了“民”對戰爭的態度，天時地利，將領的指揮能力，軍隊的組織、製度、訓練程度，戰鬥力的強弱，以及賞罰和紀律等等方麵。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孫武在論述“五事”、“七計”時，把“令民與上同意”的“道”這個屬於政治範疇的重要條件放在首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樸素地認識到戰爭與政治的關係，這對於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孫武重視“民”的作用，從山東臨沂出土的漢墓竹簡《吳問》中也可得到印證。《吳問》記述了孫武同吳王關於晉國六將軍“孰先亡”、“孰固成”的問對，孫武從範，中行、智、韓、魏、趙六家新興封建主所施行田畝製的大小和賦稅輕重不同，說明畝大、稅輕者為“厚愛其民”，可以“固成”。
二、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普遍軍事規律
孫武在曆史上第一次用簡明扼要的語言概括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戰爭指導規律，這是前無古人的，是《孫子》軍事思想的精華。
毛澤東對這一思想曾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又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軍事名言，不僅揭示了戰爭指導者對彼己情況的了解與戰爭勝負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況的基礎上，找出雙方行動的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確定自己的作戰行動，以戰勝敵人。這就把“知”與“戰”，把“勝可知”與“勝可為”結合了起來，把認識和運用規律結合了起來。這是孫武對我國軍事思想的一大貢獻。
孫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一普遍軍事規律時，還對“知”與“戰”的關係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述。如他把了解敵情提到“三軍之所恃而動”的重要地位，用專篇論述了使用間諜掌握敵國情況的問題；提出了許多作戰行動中偵察判斷敵情的原則和方法，以及在各種敵情、地形條件下軍隊行動的原則等。在知己方麵，提出了“上下同欲”、“識眾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擊”與“不可以擊”等等。他要求將帥考慮問題要“雜於利害”，見利思害，居害風利，力求全麵，同時，要“因利而製權”，把握有利戰機，正確確定自己的行動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