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傳統文學雖已呈現出明顯頹勢，但其霸主地位尚未受到真正威脅。1868年黃遵憲提出的“我手寫我口”的主張和稍後譚嗣同、夏曾佑創作的“新派詩”，以及王韜等人倡導的“新體文”，都處於無人喝彩的狀態。而軍政大臣曾國藩支持的“桐城中興運動”、“宋詩運動”等複古運動則聲勢浩大。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情況出現了轉機。康有為、梁啟超逃亡日本後，將主要經曆投入到文化宣傳中，竭力推進文學改良，發動了一場以文學為工具的思想啟蒙運動。這一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了《清議報》上附設“詩界潮音集”，著手“詩界革命”的試驗，使晚清悄無聲息的“詩界革命”死灰複燃；同時在《清議報》創刊號上發表了康有為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提出“政治小說的概念”，開始了“小說界革命”的前奏。在《新小說》的帶動下，不僅小說的觀念發生了變化，而且促使了一大批以普通市民為對象的文學刊物的出現，產生了著名的“四大譴責小說”和有著龐大市民讀者基礎的“鴛鴦蝴蝶派”小說。雖然“小說界革命”的本意是用小說“開啟民智”、“使民開化”，而被啟蒙者卻隻是用小說“消閑”，但無論如何，通俗小說的流行，對傳統舊文學的社會基礎起到了動搖作用。
1898年，嚴複譯述的英國學者赫胥黎的《天演論》正式出版。從此，中國人知道了達爾文，知道了以“天道變化，不主故常”、“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為核心思想的進化論，中國的思想界和文化界由此驚醒。
1898年，林紓與王壽昌合作，翻譯完成了法國作家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從此，“林譯小說”開始了現代中國最早的文學啟蒙。“漢譯小說”的出現，始於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的提倡，而“漢譯小說”的流行，則始於林紓。林紓自己不懂外語，靠別人口譯，用古文以生動流暢的筆法“改寫”了斯托夫人的《黑奴籲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狄更斯的《塊肉餘生記》（即《大衛·科伯菲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以及莎士比亞、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等西方文學名著約180種。外國文學作品的大量翻譯，不僅掀起了一個名為翻譯實則創作的小說高潮，而且還為後來的新文學培養出了最早的一批大師，包括魯迅在內的“五四”作家，幾乎沒有不受影響的。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新聞出版業的發展和現代大都市的繁榮，也促進了文學的新舊交替。一方麵，報紙雜誌的不斷壯大使文人在“科舉”之外，找到了經濟獨立、政治自由的一條新路，可以不再靠朝廷和政府的俸祿而隻靠報館書店的稿費在社會上立足，由此產生了一批在思想上不再依從官方主流意識形態的“現代知識分子”。另一方麵，現代大都市產生了以個體而不是宗族形式存在的新型市民群體。這些報紙雜誌的主要讀者，既保證了報刊的生存和發展，也鼓舞著報刊作者的湧現和成長。除社會新聞外，文學作品是各大報刊吸引讀者的重要手段，不但有專門的文學小報和雜誌，以新聞為主的大報也采用“文學副刊”的形式來爭取讀者，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申報·自由談》。報刊的作者和讀者，共同形成了新文學最重要的市場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