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遊俠列傳》）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正是這樣評價他那個時代的俠客們。自東周開始，天下大亂，列國紛起，對於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強，養士成為了一個政治集團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而俠客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砝碼在社會地位上得到極大的提高，而作為秩序和威嚴象征的周王室每況愈下，也在另一個方麵讓社會空氣更加自由。有本領的俠客們可以根據雙向選擇的辦法來決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這使得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讓那個年代的江湖充滿了個性的光輝。正如諸子百家爭鳴的出現一樣，那個時代俠客們代表的尊嚴和信心也是後世所仿效的典範。
最早的俠是出現在東周，近代譚嗣同在他的《仁學。自序》裏提出：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另一派“格致”是他所說的“學”。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大多持這種看法。章大炎在《檢論》中則認為凡是遊離於蒿萊（順民）和明堂（官吏）之間的人，都有為俠的可能，且儒家精神最高妙精深之處是和俠的精神相一致的，俠起於儒家八派之一的漆雕氏一派，而“世有大儒，固舉俠士而並包之”。郭沫若在《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則發表了另一種看法：所謂任俠之士，大抵是出身於商賈。商賈而唯利是圖的便成為市儈奸猾，商賈而富有正義感的便成為任俠。
故在古時如聶政、朱亥，劇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經營著市井商業。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則認為養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俠，而養士的人則成為了最大卿相之俠，首推戰國四公子。“孟嚐、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以上可見，無論俠客產生於什麼環境，在當時的社會中俠是相對自由的，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官府的壓力和摧殘，所以當時對俠客寬鬆的環境產生了具有俠的獨特道義觀念即兼愛和自由生長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讓後人景仰的大俠。另一方麵，俠客也不象後世那樣與政府那麼尖銳的對立，而是隨時都有出將入相的可能，當時那種自由的入仕風氣，俠的江湖幾乎成了卿士的後備基地，俠的行為也帶有很濃厚的和廟堂幾乎分不開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純粹義氣化的江湖。
在戰國，俠客的舉動經常可以改變局部政治力量的對比，他們的勇力是養士者所借重的，“士為知己者死”是那個時代最高的行為準則，他們既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也是勇力和信心去報答知己並博取榮名的勇士。“專諸刺王僚，彗星擊月”，專諸豪氣，魚腸鋒芒，為一代霸主吳王闔閭掃清了道路，學魚的堅忍，麵對王僚的冷靜，一擊必中舍生忘死的決心，令人讀書至此常掩卷長歎。聶政殺俠累，不僅是一個刺殺複仇的過程，更是用生命去實踐俠的精神的舉動，“臣所以降誌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裏，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眥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史記。刺客列傳》）簡短的語言，直白的語氣，道出了一個人內心最真實的想法，一個俠客最簡單的信念，“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然後在眾人中殺韓相俠累，為了保護自己的姐姐和嚴仲子，不惜“因自皮麵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這樣一個勇士怎能不讓人欽佩，更讓人感歎的是他姐姐，“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也許正是這樣一個紛亂的年代產生了這樣簡單而真實的人，也讓人之間的感情變的真實而簡單，沒有攙雜更多的利益和欺騙，一切都象俠客手中的劍，保護親人和朋友，刺向危害親人和朋友的人，沒有口號沒有標榜沒有中傷，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讓不惜吞炭漆麵，兩刺趙襄子，“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這句話更成為以後士和俠客行為的經典準則；而趙襄子也可以放過豫讓第一次，而殺他於第二次，並讓他死前擊衣完誌，“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複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