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廣告自傳名人是可以寫自傳的。要是自己寫不了或懶得寫，也可以授意或是同意人家來寫他的傳記。他有資格這樣做，何況印成書確實有的是人要買或者其中也有人要讀。名人就是名人，畢竟處處與我等不一樣。
普通人也可以寫自傳，但那隻是個人檔案裏要求必須有這樣一個東西。這東西寫成之後，不要說從此見不了天日，就連憋慌了想見見撰寫者本人也做不到。普通人的自傳一律很簡單而且很刻板：不會寫生下來的第一聲啼哭是如何的不同凡響，少年時代又怎樣的表現出領袖般的組織能力，待後來大了些又如何的愛情浪漫。這一來，自傳也就不過如履曆書一般——某年某月如何如何一句話寫完，某年某月又如何如何還是一句話寫完。複雜的人生之路和心靈之路，被高度濃縮，或者沒了蹤影。幾百個人的自傳加起來也許不會超過一本名人傳記，盡管普通人和名人一樣吃五穀雜糧，有七情六欲。所以普通人的自傳沒有人要看（有人要看才怪呢）。它的唯一讀者，是人事組織部門。這唯一的讀者想必讀來也談不上興趣盎然。但是沒辦法——興趣盎然也罷索然寡味也罷，這是他們的工作，推不掉。
現在，我卻自不量力的要來寫一篇凡人自傳了。其實動筆之前我還是暗自掂量過的，粗略的做過一些市場調查，而且並非粗略的給自己來了個“定位”。我知道，我的坎坷人生算不了什麼，我的“自學成材”也算不了什麼，我的愛情故事仍然算不了什麼。如果算得了什麼，那不也能擠進名人圈裏去了？我不能，我擠不進去。我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普通人。雖然我的這呀那的都算不了什麼，可我不打算“算了”。我好歹算一個廣告人，可以寫寫廣告自傳的。當然，廣告人也嚇不了人，但他能誘惑不少人是不？許多人都知道羅斯福說過“不做總統就做廣告人”，於是閉上眼睛就往廣告圈裏鑽。廣告圈裏因此有了些不願競選總統或是總統任期已滿卸位另謀職業的人。但我都不是。反正我就知道，全國廣告人沒有一萬也有八千（恕我未將所有廣告從業人員都算作廣告人，算也白算），至今還沒見誰發表過長篇的廣告自傳。那我何不鑽空子來寫他一篇試試。
我不指望人家讀罷叫好，但我自信也不至於讓人叫苦的——至少您和其他諸位讀者讀到現在暫時還沒叫一聲苦吧？
好了，現在該言歸正傳了。
我從來就沒有料到，我會在後來的某一天陷進廣告圈子裏去。
在已經很懂事的時候，我口裏還從來沒有說過“廣告”這個字眼。我光知道“標語”、“海報”、“招牌”、“電影預告”、“櫥窗陳列”、“企業畫冊”、“產品目錄”，還知道登在報上尋找失蹤者的那種文字叫做“尋人啟事”。我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廣告”一詞把它們全都統起來——好像那時候的人誰都不懂，並非我特別的蠢得不開竅。
一直到了1980年，我所在的這個省會城市長沙有了第一家廣告公司。這還是我一個在電影製片廠做美工的同學告訴我的。他說我的一個朋友在那家廣告公司負了個什麼責，問我能不能引薦他去那裏業餘畫畫廣告。於是我第一次跨進了這種叫做廣告公司的公司裏。結果是我的同學從我的朋友那裏獲得了一次設計“路牌”的美差（“路牌”這個詞兒也是頭次從那裏聽說的），事畢竟得了30元酬金。於是，他非得請我下館子吃點什麼不可，因為“引薦之功不可沒”。
我讀中學時原是愛好文學的，後來因為害怕“文字獄”，下鄉做知青以後便轉而硬著頭皮自學醫學——不過讀點“赤腳醫生手冊”罷了。事實上文學院和醫學院都不喜歡我（我知道實際上是不喜歡我的父母），都對我把門關得緊緊的。我也就算了，不再去想它。後來回城當了工人，還是想“清高”，於是買了些大學的教材來自己攻讀。但是，換了個花樣——全是語言學的教材。文學的和醫學的，對不起，都拋一邊去了。都說語言學枯燥，我卻讀得津津有味。白天做工，晚上讀書，渾身是勁。讀過幾遍之後，便試著去考研究生，沒考取，卻被電大請了去教現代漢語。待把一個班教完，不甘心就這樣，又去“考研”。第二回被華東師範大學要了。於是我想，這輩子吃語言學這碗飯是吃定了。
就在我開始讀研究生的時候，我那當教師的兄弟忽然從湘西山溝溝裏調入剛剛成立的株洲市廣告公司工作。他並非要“跳槽”，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城裏的學校沒有一個能夠接受他。這個不情願的調動，對他固然是人生轉折，但誰能料到幾年之後竟會“殃及池魚”——我說的魚就是我自己。
我兄弟卻先我一步變成一條海魚——他在廣告的海洋裏遨遊，自由自在。沒多久，他便當上了廣告公司的副經理。但是他也有求救於我的時候——也可能是想給我以救援吧——每到寒暑假，他必定要請我去幫忙，同時付給我這個窮學生以可觀的酬金。記得最多的一次是月薪180元，外加每天2元的高溫津貼。我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廣告文稿，也頂著主編的頭銜編過一本厚厚的滿是廣告的內部經濟讀物。那上麵的所有廣告，全都經過我的修改潤色。我自以為我是一個不錯的廣告人了。
雖說是主編，我卻不能像打仗時的主帥那樣遠遠的躲在後方，我得衝鋒在前。白天我也要同那些業務員一樣滿城去跑，去當“廣告拉手”，還要比他們拉得更漂亮。
其實這段時間裏真正漂亮的隻有一次，那是去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這家企業原本已經認了在我們那本叫做《工商指南》的讀物上做一個簡短的文字廣告，連200元的廣告費也已付了，可是忽然變卦不做要退款。廠辦主任打電話來說“沒什麼意思”。我著了急，害怕這一退款引起連鎖反應。怎麼辦？總不能像賣衣服的個體戶那樣不準顧客退貨吧？當晚我研究了一下它寫來的材料，認認真真考慮好了明天去到廠家該怎麼說。這個廠是專業生產火花塞的，牌子叫火炬牌，已經連續兩年獲得了國家質量獎銀質獎。這天晚上，我絞盡腦汁為它擬訂了一句廣告語：“最佳火花塞，火炬牌當之無愧；國家銀質獎，火炬牌不負眾望。”另外寫下一句四個字的現成之語“一觸即發”，用它來表現產品性能很可靠。我把這些都寫在一張小紙片上，胸有成竹的帶著它第二天去了廠裏。壓根兒沒想到，接待我的不僅僅是那位廠辦主任。就那麼一張小紙片，居然把正副廠長、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經營科長全給引來了。說實話，當時我真是受寵若驚。並不需我再費更多口舌，廠長們就一致決定以我寫的那幾句話在封二位置做一個彩色廣告，並且當場開出支票把4500元廣告費給付了。廠長還說，以後對外宣傳就用這幾句話了（若幹年後，我果真還見到過這家廠子原封不動的用這幾句話做的廣告）。許是為了表示感謝，陪同我用過午餐後，廠長又主動告訴我廠牆的那邊也是一家部辦大廠，可不要把它漏了。結果讓我當天又拉到了那家大廠的一個彩色廣告。那位部辦大廠的廠長還直說要與我交朋友，希望今後能多幫幫他們。
這種事情發生在1983年，現在說給廣告公司的人聽準保直搖頭——不可思議。但我還是喜歡這樣對廣告業務員說：“策劃總監出去抓客戶，成功率比你們怎樣？”於是大家都不吭聲了。
1984年底從華東師範大學拿到學位證書後，我到了長沙一個部辦大學的中文係教書。這以後的若幹年裏，寒暑假依舊多是為我兄弟的廣告公司幫忙或是幫閑，無非是一些文字工作和廣告業務談判。
1988年，我兄弟轉到株洲一家報社負責廣告工作，創收任務重了，希望我能更多的幫幫他。而這時我所在的學校和中文係正好也在大談“創收”，允許辦理“停薪留職”手續外出。於是，我辦了手續到株洲專事廣告業務活動。
在1988年下半年到1989年上半年這整整一年時間裏，我所做的事情離不開到各地采編電話號簿和商務地圖。這裏麵都刊發了大量的廣告，有些是客戶自己寫了再經我潤色的，有些是我根據業務員帶回的資料把廣告文案先寫了，客戶看著滿意便將廣告合同跟你簽了的。
廣告業務似乎一直很順，心裏卻漸漸不順起來：我到底是不是在做廣告？廣告的湖泊原來就這樣淺，從沒學過遊泳的人也能在裏麵撲騰的嗎？
我想，應該好好琢磨琢磨廣告了。於是“捉古證今”的買來幾本有關廣告的國內讀物，打算認認真真的研讀一番。沒想到這些書太讓人失望，我已經完全記不起這些書的名字和作者的尊姓大名了。實在是太不該，大不敬。從此不再翻這些書，更不買不借了。倒是上海的《中國廣告》雜誌和中國廣告協會定期編印的內部讀物《參考資料》有些看頭，時不時有些妙文妙語。看過後便動了自己也提筆寫寫的念頭。大塊頭文章當時寫不來，就寫點小小的“經驗之談”——此時我已為許多企業寫過不下數十條廣告語或是廣告的標題了。在《成功廣告語的幾大要素》一文中，我提出了“新奇、準確、簡約、有情、上口”這五大要素。過了幾年，我又鄭重提出，“得體”不能不說是成功廣告語的必備要素之一。
除了寫點文章，我也和兄弟一起在株洲這個城市舉辦廣告公關講座。我的任務是給大家講廣告語寫作和怎樣“拉”廣告。大熱天幾十個青年男女擠在文化宮的一間教室裏不聲不響聽你一講幾個小時，這當然比獲得10塊錢講課費要更讓人高興。
這期間還有兩件讓人高興的事。一件就是我和兄弟還加一個叫張善的朋友為某報社讀者服務部做了一個報紙廣告《２３３４８，事事有辦法》。２３３４８，是報社讀者服務部的電話號碼。畫麵處理上除了突出這一句話，還連著排了3個“行”字，最後那個“行”字是用行書寫就，寫得也特別的大。我們希望讀者能如我們的創意將這連著的3個“行”字讀成hang hang xing，意思為讀者服務部“樣樣都行”。這個廣告後來竟得了中南五省報紙廣告優秀作品獎，在當地產生的影響也很大。那個電話號碼被人們牢牢記住了，讀者服務部的電話成天響個不停。接電話的小姐如果無法滿足對方的要求，對方會馬上用這一類的話來頂你：不是說“２３３４８，事事有辦法”嗎？不是說“行行行”嗎？這邊的人一聽，便得輕聲細語連連的賠不是，請求對方諒解。
另一件讓人高興的事情,是“妙語征服‘機械王’”。這“機械王”的美名,可是機械工業部授予株洲最大的私營業主彭某某的。快60歲的彭先生據說當過十來年大型國有機械工廠的廠長，後來一樁錯案讓他蹲了大牢。撤案出獄後幹脆自己辦廠，廠子是越辦越大越辦越多，真的了不得。當他得知我們找他是想讓他在當地電話號碼簿上打廣告時，他直人直語回答道：“廣告不做。告訴我，你們幾位是不是缺錢用？要多少開個口，我給。一人給500夠不夠？”我聽著竟沒覺得他是故意損我們——這號大款什麼話說不出什麼事做不到？將話題一轉，我跟他拉起家常來，拉得他開了心把剛才的事給忘了，再一轉回到“機械王”上來了。我說：您可是“人稱‘機械王’不敢，自信企業家能當”哪！讓人人都知道您彭先生這句話又有什麼不好呢？彭先生聽罷麵露笑容，突然一口就同意了。後來他做的廣告果真用了我這句脫口而出的話。
盡管偶爾也有一些高興來找我，但更多的還是不開心纏著我不放。我總覺得自己所做一切不過雕蟲小技，離想象中的廣告人還遠著呢。產品不了解，市場不熟悉，廣告做出去效果如何也一概不知。這不像是在做廣告。那是做什麼呢？以後我才清楚，這是在“賣廣告”或者叫“賣媒介”。我們手上掌握著諸如電話號簿、商務地圖、報紙、內部出版物等廣告媒介，不分青紅皂白的向所有自己能接觸到的廣告主極力推銷廣告版麵，把它的傳播效果說得天花亂墜。推銷出去了，我們的廣告業務也就大功告成。與別人稍有不同的是，我們還同時免費提供廣告文案服務。這種服務隻是為了釣魚——也確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魚是衝著我放上去的魚餌而甘心被我釣走的。
我知道，“賣廣告”也要有人去賣。但是我不願意。我不高興被人以“廣告拉手”相稱，而願意被人尊稱為“廣告高手”。這時候，我已經大體知道什麼叫做“策劃”、“創意”、“定位”、“市場調查”、“媒介組合”、“廣告效果評估”等等。不過策劃與創意的區別究竟在哪裏，許多人都在爭論，我也總想搞清但那個時候總搞不清楚。
1988年8月，我和兄弟一起去了一趟海南，想說服海口郵電局讓我們協助它采編一本電話號簿，但那“肥肉”最終沒能吃到。這次受挫，使我更加認定我不能再“賣廣告”了。我想，我得回去好好修煉修煉，練就一手市場調查、市場分析的真功夫後再來外麵的世界顯身手。8月底，我結束了在外一年的廣告生涯，打道回府，仍去中文係安心教我的現代漢語和語言學。
說安心也並非真安心。語言和廣告總在我腦子裏麵吵架爭寵，看我更喜歡哪一個。後來我說我都喜歡，語言是我大兒子，廣告是我小兒子，哥哥應該幫助弟弟。它倆還真聽話，不吵不爭了，語言這大兒子後來一直幫著廣告這小兒子。1990年8月，我去上海回母校華東師範大學探望我近90高齡的導師。老先生早已聽說我涉足廣告的事了，所以見著麵便說，“還是應該先創業再創收哇!”我唯唯諾諾的聽，不敢有所辯解，心裏頭卻在想，老師您可千萬別生氣別失望，語言的學習和研究在廣告的實用和研究裏可以派大用場呢，您的教誨將功不可沒！
1991年5月，有一件中國廣告界的盛事：“’91北京國際廣告理論研討會”在首都圖書館隆重召開。8位中國代表在這個國際講壇上宣讀了論文，我兄弟張大林宣讀的論文是《外國對華廣告的成功之道》。這篇論文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由我執筆。他獲知會議消息時會議的籌備工作正進入最後階段：大會上將要宣讀的論文已經通過了第一輪專家評審。我們決心要登上這個國際講壇。我們首先精心選擇了這個中外代表都可能有興趣的題目，然後花兩天時間將它寫成，火速親送北京籌委會。雖然我對文章充滿信心，但對專家們竟在最後一刻決定用我們的文章取代已經入選的論文卻深感意外。當我後來端坐會場看著兄弟登台宣讀，會後又和他一起與國際廣告協會主席多爾先生合影留念的時候，我想著的是這樣一件事：這興許可以稍稍告慰於我的恩師史存直老先生了。
回到學校教了兩年書之後，1991年下半年，我被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麵借調出來，準備參與編輯一套《廣告文化叢書》，同時擔負其中一本書的撰寫工作。叢書的廣告都打出去了，我在圖書廣告中臉不紅心不跳的寫了一句“廣告人不能不讀，不會不讀，不讀不會”，真準備著大幹一場的。主要由於經費的原因，這套叢書後來沒能“叢”起來，僅僅出了一本《廣告公關會議》。作者是徐百益老先生和我兄弟張大林，我不過為之做了些修改潤色的工作。但是，我卻因此認識了徐老這位20世紀30年代就在上海灘從事廣告的中國廣告界元老輩的知名廣告人。他應該是中國廣告界健在者中年事最高的人了，卻還孜孜不倦的從事廣告理論撰述，而且那樣平易近人，樂於提攜後學。我敬佩這位執著追求的瘦小老人。
叢書編不成了，而人卻已借調出來，學校裏本學期不會再安排我的課，我便決定幹脆在廣告圈裏做半年自由人再說。先是幫《中國廣告年鑒》在廣州做了一段廣告征集工作，很結識了一批廣州大企業的廣告主管，後來便去了深圳的《廣告世界》雜誌社。
《廣告世界》是由北方某電影廠兩位中年編劇辦起來的，紙張和印刷都十分考究。性感的封麵女郎和大幅的精美插頁，使人一看便知是深圳特區這種地方才搞得出來的那種東西。它全文刊載了我們那篇《外國對華廣告的成功之道》，並因此而接受我到編輯部工作，而且吃住全包。
總編剛見麵就不無炫耀的說，他總是獨自一人花一個晚上就將一本《廣告世界》編出來。一句話說得我目瞪口呆了老半天。我知道，不但我的咬文嚼字的本領在這裏不會再受人賞識，而且編輯一類的事根本就用不著甚至容不得我來插手了。總不會總編隻編半個晚上，留半個晚上的任務照顧我去編半個月吧？
總編似乎更熱衷於辦雜誌的“專刊”——整本整本的廣告專輯，原因自然是“這個來得快”。誰都知道，“這個”就是“那個”。我明白，如果我看著人家不順眼人家也不會順著眼來看我。沒辦法，看著人家的笑臉，端著人家的飯碗，我隻得又去“賣廣告”。
海外部經理是上麵指派來的一個有特殊身份的人，因為與我是小同鄉，待我十分熱情。他說，新加坡人喜歡中國湘繡，他跟新加坡華人總商會的會長關係不錯，如果讓湖南一家單位出錢編一本“湘繡專輯”，他能在新加坡為湖南免費辦個“中國湘繡展”。我按照他的意思很快搞出來一個方案，並和他一起出差去湖南遊說。結果一無所獲，讓人一籌莫展。後來又設想過編另一本專輯，又滿世界去跑，回來依舊兩手空空。我氣餒了而且發火了——當然隻能對自己發火，誰也沒按著你的牛頭壓著你去喝水——我心裏恨恨的說：“這‘賣廣告’真他媽不是人幹的!”雖然總編並沒虧待我，但《廣告世界》也沒能成為我的世界，我終於悄悄的離開了它。
通常離開一個地方就得另去一個地方，總不能雙腳離地浮在空中。但是我沒有地方可去。我能去的地方是上海——臨時去參加《中國廣告》雜誌社舉辦的“《中國廣告》十年回顧廣告理論研討會”。我的兄弟與我同行。這是中國東西南北廣告人的大聚會，我很喜歡這種難得一遇的文化氛圍。
還能想得起的大會發言人有四個：金馬廣告公司的創作總監邵隆圖先生、上海城市調查隊的顧先生、杭州的一位下海自辦廣告公司的記者和上海自行車三廠的一位美術設計師。
邵先生“文革”前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我可以稱他為校友為學兄的。他的發言很精彩，這有會場的熱烈掌聲可以作證。他宣讀了他的一篇《廣告人手記》（後來他還陸陸續續寫，也陸陸續續刊載於《中國廣告》）。他不無得意的說他自己“也許是中國廣告界最幸運的人”。因為，他因了替白麗香皂撰寫了“今年20，明年18”的廣告語而獲得了廠家另外給他個人的1萬元獎金。與會者聽罷無不嘖嘖作聲，還有人起勁的鼓掌。唉，不要說那年月了，就說現在，有幾個廠家能如此尊重廣告人的創意呢？邵先生轉而說道：“現在我的這句廣告語已經在廣為流傳。並非因為它特別的好，而是因為廠家在短短時間內投入了巨額廣告費去宣傳它。廣告沒有大投入是成不了氣候的。所以，我要感謝我的廣告主!”我為邵先生的這段話鼓了掌。
顧先生的發言是講市場調查的設計，有不少於我是聞所未聞的東西。他的另外一個話題是與“定位”有所不同的“占位”概念，確實很新鮮。會上他便推銷起他的一本關於“占位”的譯著來。大家如獲至寶，沒有人對他在學術會議上的商業行為表示反感。
杭州那位經理是介紹他的一個廣告創意。他說他創意的兩個半版報紙廣告就把一個殺蟲劑給炒紅火了。第一個的畫麵是一個大菜碗上爬著幾隻可怕的大蟑螂，配了一句“誰都不願意這樣!”第二個的畫麵仍然是那個大菜碗，但蟑螂已經死了掉在菜碗邊上，配上的話是“誰都願意是這樣!”
上海自行車三廠那位設計師談了他為鳳凰自行車設計的路牌，題目是“獨立，從擁有一輛鳳凰牌自行車開始!”這個廣告獲得了全國廣告評比的金獎。他就講他們為什麼會作出這種“定位”的。
會議上很有幾位經理和策劃人員對非廣告界人士如今也“侈談”策劃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我卻以為大可不必如此動氣，“策劃”一詞有誰申請過專利呢？但這話我不說。關我什麼事？我隻說“什麼是好的廣告語”。我說韻文未見得就比散文好，典雅之語也未見得比大白話好。關鍵在於“得體”二字，叫得響、傳得開就叫做好。“味道好極了!”“現在簡單了!”這兩句不是也很好嗎？我說我現在手中拿著一份剛到的《解放日報》，同一版上就有兩篇文章分別很自然的用了這兩句廣告語。你說這叫不叫活在普通人口頭上了？是不是我們廣告人所應追求的目標？沒人對此表示反對意見，他們心裏怎麼想我可不知道。
這次會上邵隆圖先生自報家門是金馬廣告公司的。“金馬廣告？沒聽說過。”那時候金馬尚未廣為人知，盡管據說它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廣告公司，其時已在國內南北六個城市設立了分公司。倒是我兄弟偶爾得知其總經理是顧誠，他和顧先生以前有過交往。顧誠先生原是上海一家印刷廠的美工，後來據說出了國，還弄到了“綠卡”，金馬的中外合資的“外”就“外”在了這裏。雖然人是打聽清楚了，我兄弟卻無緣與之相見。我過去不認識顧先生，所以未得相見也就未得相見，無所謂有緣與無緣，並不像兄弟那樣引為憾事。
但緣分這事還真有幾分怪。上海會議結束後過了兩個月左右，我好好的（其實也談不上好——賦閑在家）在家呆著，我兄弟一個電話從上海打來，說是金馬顧總經理要請我“出山”，問能否趕來滬上一見。我想我什麼時候像老虎一樣在“深山”裏藏過呢？先不管這些，我已是閑得有些無聊，既然有請，那就不“出山”也“出省”去上海看看吧。
顧誠先生一看就是一個極有教養、極有修養、極有風度的人，讓人感到舒服感到親切。他年紀比我要輕，加上保養得好，所以盡管已經謝頂得很厲害，皮膚卻不見皺，白裏還透著紅。我琢磨這種人是很逗女人喜歡的。
顧誠很健談，雙方的談話很是投機。他不厭其細、不厭其煩的介紹了很多情況，介紹金馬、介紹他的廣告觀和人才觀、介紹他的管理手法。他繪影繪聲的談到他是怎樣花了一年多時間把邵隆圖從上海家化廠廠長助理的位置上挖到金馬，以及怎樣使邵先生迅速成為明星人物的。他說：“大公司必須實行明星製，但老板並不要出名。沒有一兩個策劃創作的明星人物，廣告公司是做不起來的。”我聽著覺得很新鮮。他帶我參觀了公司的各個部門。我眼前所見即是我想象中的那種外國公司。最後他向我發出正式邀請，希望我能到金馬廣州公司去工作，先當一年助理再接手經理的職位，目前可具體負責創作。他認為我會在中國廣告界聲名鵲起，而金馬日後的態勢很有可能是“南張北邵”。他說這些的時候，我的情緒很是振奮。我的心有些動了。
到這時，他便讓剛從廣州過來的董事長馮地也來與我見麵，告訴董事長說這回可是物色到一個理想人選了。董事長看來很相信總經理的眼光，笑著對我說歡迎到金馬施展才華。最後他倆商定，還是要把廣州公司的現任經理也請來上海與我見麵談談。電話打過去，那經理說來就來了。這時才知道經理是董事長的姐姐，原在一所大學當職員，更早以前是部隊的文藝兵。據說是她自己多次提出力不勝任請求換人的,這才有了我的故事。我和她交談不多，她對我也不明確反對,匆匆見麵便又匆匆飛回廣州去了。待她走出公司大樓，顧總經理便即刻給我下達了任命書。臨分手時，顧誠特別叮囑我說：“好好和她相處，該忍的還得忍。”這話真夠人猜的。但我懶得猜，拿著任命書一火車回了長沙。
回長沙也就是回到我任教的學校。一到學校我便輕輕鬆鬆的向係主任遞交了辭職報告。係主任見我“下海去做廣告人”的決心這麼大，知道“東風已是喚不回”。第二天係務委員會開會同意了我的辭職申請，在我的辭職報告上鄭重其事的蓋了大紅印章。這事當然很快傳到了院長那裏。院長大發其火，把係領導叫去狠刮了一頓，說係裏根本無權批準我辭職，又讓人以“已經開始評高級職稱，你是很有希望的”來勸說我挽留我。他們怎麼也沒想到廣告會比高級職稱對我更有誘惑力。我當然知道，學院當局主要擔心的還是我這一走有可能在校園裏引起連鎖反應——我是這個學院1000多教職員工中第一個提出辭職的。可我無法為了除卻他們的擔心就放棄我自己對廣告的追求。我不能去向院長解釋，也不能去辭行。因為去意既定，解釋或辭行就隻能變為一種示威。8年多來，我對學院還是頗有感情的。3天後，我不事聲張的離開學院離開家鄉南下廣州去了。幾個月後，風波驟起——學院發文除了我的名。不過最終仍是以變通的方式同意了我的辭職。我倒是很能體諒當局者的苦衷。這裏也就不去再說這些了。
還是說“走馬上任去金馬”吧。其實哪裏有什麼馬讓你騎著去上任，依舊是躺在長蛇一樣的火車上睡過去的。到了金馬自然也沒人拿馬給我騎，倒是我把自己變成了一匹馬。這讓您覺著奇怪是不是？既然人家可以成為“老黃牛”,當然我也可以變為“老黃馬”的。“做牛馬”不就是把牛馬相提並論嗎？不過也有人說“牛耕田，馬吃穀”。但我不是吃穀的馬，我要滿世界的奔跑不已。
報到伊始，總經理馮小姐讓人給我印名片。她提筆在信箋上一邊寫一邊口中念道：“總經理助理、創作總監、張大旗。”我試著問道：“能不能加點什麼？”馮小姐反問：“想加什麼？”“文學碩士。”話剛說出口，我有點後悔。隻聽啪的一聲，馮小姐捏著筆的手拍在桌子上了：“我討厭!小小一張名片一大串頭銜!——好吧，說，還有什麼要加吧？”她從工人手裏取回信箋做欲寫狀。我不知道她這叫不叫“下馬威”——因為是我新來乍到剛下馬不是她剛下馬——但她已經當著這工人的麵讓我“斯文掃地”了。我於是趕緊說：“不加也可以的——我原以為可以給金馬撐個……”結果她還是極不情願的把“文學碩士”四字加上了。
起初的十天半個月，天天都有這等惱人的事情發生。想起顧總所說“該忍的還得忍”，我雖學不了眼下時興的“厚黑學”，卻可以練練“忍吞功”——“忍氣吞聲”隻傷自己不傷他人的。我想，定是某人認為日後可能被我“取而代之”吧。不錯，人家是對我這般說了，但我可沒說，而且聽人說這個話時我是連頭也沒點的呀。我是想做經理的人嗎？我是能做經理的料嗎？我清楚我不過是一介書生，當當幕僚出出點子而已。
我已經預感到這裏不是久留之地了。但我不能這樣窩窩囊囊的走，要走也得顯山露水的幹過一番再說。
於是我把客戶部全體人員邀集起來開了個會。客戶部的業務人員不是研究生就是大學生，我相信能和他們建立起友好關係。我向他們明確宣布：大家遇到困難有用得著本人的時候隻管說話，本人願意效力，而且決不會從大家的獎金中分取一杯羹。這一來，他們自然誰都來找我。我成天陪他們談客戶，幫他們寫文案，常常分身不出，忙得不亦樂乎。效果也一天天的有了。記得有位叫小祝的拿著資料來找我，說是一家做戴安娜牌少女夏裝的香港製衣商要做廣告，他聞訊而去時才知早有五六家廣告公司纏在那裏。那老板發話說，他是哪家大陸公司都不熟，哪家做得好就歸哪家做。小祝是下午快下班時找到我說這番話的，神情顯得很急切。我答應一試。第二天一早，我便把一份經過粗粗設計排過版打印出來的文案《今夏少女穿什麼？人人爭著戴安娜!》交給了他。中午時分，小祝回到公司就嚷個不停：“搞贏了搞贏了，戴安娜6萬的合同簽下來了!”竟如此立竿見影，我當然也覺得高興。
我的口碑很快建立了起來，馮小姐開始對我刮目相看了。她請我吃飯我去了，她給我租房我卻沒要。後來我也開始跑去東莞、番禺、順德拉客戶。
馮小姐至少是犯過一個大錯誤的，讓人很覺惋惜。她手下有一對寶貝是在職人員來金馬兼職，說是專事策劃的。兩人自視甚高，出入金馬很少跟人打招呼。一日，他倆逮住一個叫做“迪卡牆畫”的大客戶，直說迪卡老板同意拿出170萬來做廣告，說得馮小姐喜不自禁。誰知“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兩人的方案是平淡無奇，我先前已看過。現在一份合同拿出來，其他不說，光文法修辭就滿篇是錯。馮小姐交我過目。我不知她已經審過，便一邊看一邊用鉛筆就著合同修改。看罷改完，毛病竟有20處之多。馮小姐見我如此“大動幹戈”，便也大動肝火的發問：“你隻說不這樣改行不行？有沒有法律上的漏洞？”我答道：“也有。但主要是文法修辭的錯誤。”馮小姐說：“就這樣子，不改了!今天我們就把合同簽回來。”我隨口問她是不是我也同去。馮小姐說，“你不去。”前麵他們三人剛出門，後麵就有人笑著對我說：“你去？你想分獎金？到手的東西容得旁人插手？”獎金我是想都沒想過，但自以為談判桌上我能出點力。我就不信靠他們這樣的文字能把合同簽回來。果真，馮小姐回到公司時一聲不吭。大家情知不妙，便誰都不敢多嘴，公司也從此再不提“迪卡”。我雖不滿馮小姐但還不至於因此幸災樂禍，我隻是想出個奇兵為公司挽救敗局。於是幾天晚上都殫精竭慮的想迪卡。待東西全部炮製完畢，我便佯稱“自由廣告人”獨自去了迪卡公司，想等對方看中我的東西而欲罷不能時再亮出“金馬創作總監”的真實身份。
迪卡公司是國內最具影響的牆畫公司。總經理李安是台灣人，50多歲，不苟言笑。他先是冷淡後是熱情的接待了我，談了有1個多小時，談到後來雙方都已少有拘束了。李安是直到看見我為迪卡創意的係列廣告作品時才忽然變得活躍起來的。看來他十分滿意我的那句廣告語——“天下是迪卡的世界，世界是迪卡的天下。”這顯然比他使用已久的那句“迪卡牆畫，絢麗多彩”要更勝一籌。他反反複複看過後略微不安的問道：“這樣說會不會引起同行的反感？”我說：“廣告是不必計較同行的態度的，它隻麵對消費大眾。迪卡牆畫將天下風光盡收畫裏，可不是‘天下是迪卡的世界’？”李安長長的哦了一聲，略有所思的說：“是這個意思，是這個意思。同行要是責問我，我就這樣回答他！”談話於是有了熱烈的氣氛。他告訴我他去年花19萬港元拍了一條廣告片，今年想重拍一條；如果我在這個價格內能拍出更好的，他願意交給我去拍。他又問我願意不願意當他的廣告顧問。他說：“張先生名氣這麼大，我們當然是請不起的。這樣好不好——你掛一個顧問頭銜，不要來上班的，我每月照付你車馬費。有事請你，來了做了事再付錢。張先生覺得怎麼樣？”他不跟我談這條廣告語的酬金，卻先跟我談顧問車馬費，我聽出了生意人的精明。我說，讓我考慮考慮，反正過些天我還會來的。此時，我當然不能告訴他我並不是自由廣告人，沒法在外兼職做顧問的。我趕緊換了一個話題：“聽說迪卡的廣告主要是金馬在做……”李安一聽連忙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怎麼會叫他們做呢？”再問，他就把事情原委和盤托出來了。
原來那天馮小姐帶人來談判簽合同時，李安嫌他們報價高得離譜，便說不要以為他今年的廣告預算是170萬元，你們金馬這樣一些東西也就值得170萬元。馮小姐他們卻堅持認為報價一點也不高，反問迪卡能出得多少。李安就似真似戲的說：“一萬。”李安跟我講起這事的時候還有氣：“他可以把價抬到天上，我為什麼不可以把價踩到地上!”於是馮小姐他們認為迪卡並無誠意，那兩位寶貝中的一位便口出威脅之語：“那好，我們這套方案也可以賣給你的競爭對手‘見山牆畫’的!”見山的老總是從迪卡跳槽出去的。李安一聽就說：“可以可以，你們有權這樣做，我也有權叫你們幾位馬上給我離開這裏!”說完便不再理睬他們。馮小姐帶人悻悻而去。後來馮小姐還想登門謝罪，李安發誓永遠不再見金馬的人。我原以為最後可以來一個“金馬亮相”的，現在聽他這麼一說再不敢吱聲了。這位台灣老總到最後也不清楚我的真實身份，馮小姐那裏由於我的計劃未能實現自然也沒必要告訴她。我的親友聽說後主張我離開金馬，那19萬的廣告片賺的錢和每月的車馬費還有廣告語少說也可賣個一萬兩萬，怎麼說都比繼續呆在金馬強，何況去慪那麼多氣。我說，這麼做不漂亮，對不起顧總和馮董，以後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