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流放後沿著河流吟詩，路遇漁夫，交談中感歎“舉世皆濁我獨清”。漁夫勸慰三閭大夫，牢騷太盛防腸斷，要學會適應現實，水之清濁尊卑，各有所用。屈原的苦悶可以理解，漁夫推心置腹的話也不無道理。在社會政治混濁不堪、宮廷鬥爭連綿不絕的封建王朝，有清流人物出於信仰，真誠地發出別樣的聲音，確實不失為一劑劑苦口良藥。但是事情往往也並非那麼純正，如果有人從中投機謀私，清流也會滑向其反麵，甚至演變成“清流之禍”。更何況，慈禧太後看到清流黨勢頭盛極一時，開始有所警覺，拿黃體芳開刀，是慈禧太後發出的一個警告。
據史料載，到中法戰爭之後，提到清流黨，人們很容易聯想到“朋比”、“黨援”，清流黨好似被貼上了恥辱的標簽，誰也不願意再以“青牛”自居了。素來最會當官的張之洞見形勢不妙，腳下開溜，也與清流黨“劃清界限”，拒絕接受“清流”的稱謂。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人。此人“工於宦術”。台灣作家高陽說：“張之洞的宦術，可用兩句話概括：一是巧於趨避，二是疏密互用。”“注釋2”
先說他的巧於趨避。戊戌變法時，張之洞原為康有為、梁啟超的擁躉，變法失敗，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殺，康、梁倉皇外逃，張之洞迅速變臉，寫了一部《勸學篇》，自費印刷出版，文中再三責難宋朝改革家王安石，以表明自己的“心跡”。六君子中的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師生間感情至深，弟子被殺，師長的蒼涼心境可想而知。然而張之洞畢竟在官場曆練已久，擅長演戲，這一出“苦肉計”，即為避禍之道。避慈禧所惡，趨慈禧所喜，掌握了這個不二法門，方能逢凶化吉，無往不勝。
張之洞的第二套宦術是疏密互用。任何爭執，細密必勝疏略，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話雖這麼說，但是每個人都不可能事無巨細樣樣細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每個人都有犯錯誤的時候。而張之洞的疏密互用，則恰到好處地成功處理了疏密的關係。用一句簡單的話概括，叫“小事裝糊塗，大事不糊塗”。
張之洞後來發生的變化頗為耐人尋味。隻言事，不駁擊，因此官運亨通。外放山西巡撫兩年多後，又接替張樹聲任湖廣總督，在實際工作的曆練中，張之洞認識到清談與辦事、京官與地方官之間的諸多不同，他的立場逐漸轉向務實，開始腳踏實地辦實業，後來成為晚清洋務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早期清流黨“翰林四諫”之一的美名，像是一個漸行漸遠的傳說，似乎與他不相幹了。
“注釋1”①“牛”與“流”諧音，因而時人稱清流黨為“青牛”。
“注釋2”①高陽：《同光大老》，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