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論史書史事，表明自己的看法。考據學派本來隻作考據，不作評論，但考史與考經畢竟有所不同，麵對活生生的史事和曆史人物，對其成敗難免要表示讚同或斥青，對史書為何要如此寫，也不能不置可否，這就情不自禁地要下評語。既作評論，就會表露出評論者的史識。如王鳴盛根據《史記》評論項羽的失策有四；根據《晉書“王導傳》對王導的記載，認為對王導太美化了。這些評論既能幫助讀《史記》、《晉書》的人認清問題，也表明了王鳴盛對於史書和曆史人物的看法。
四、對典章製度進行考釋，幫助讀者了解史書上有關的記載。王鳴盛對曆史上的典章製度如兵製、官製、田賦、科舉、學校、刑律等都十分熟悉，在讀史過程中，對正史的書誌部分常常加以精辟的考釋，如考證曆代兵製的變化、職官的廢置、田賦的演變、、科舉製度的確立、刑律的孰輕孰重等。有些考證十分詳細，對後人讀史頗有參考價值。典章製度以外，王鳴盛對地理沿革、曆法紀年等也很有研究，多有所考釋，對後人讀史也很有幫助。
五、對曆史編纂學發表了精辟的見解。這主要表現在《十七史商榷》的最後二卷《綴言》中，同時也散見於前麵的各卷。王鳴盛對史書的體例有很多論述：他認為紀傳體、編年體雖然都有其發展演變過程，但是都不如紀事本末體眉目清楚，使人一目了然，而對綱目體的評價則不高，認為這種體裁可有可無。王鳴盛很重視史書中的表，讚揚萬斯同所作的《補曆代史表》為不可多得的好書。王鳴盛對他所論及的19部史書有一個整體的看法，對它們的體例、目錄、卷次安排，特別是各書的書法，都有論列。他認為有的書義例嚴整，有的書義例很亂，有的書甚至沒有義例。書法也是如此，有的書強調所謂“春秋書法”，有的書則是任情褒貶，書法錯謬。從王鳴盛的評論中可以看出，中國的正史，亦即紀傳體史書，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創體例以來，班固等雖有所發展，但是越到後來越顯出了這種體例的局限性。特別是那些隻有紀傳而無表誌的正史，本紀部分對君主多所衛護，列傳部分隻是名號裏貫官階升遷的羅列，已很難看出一朝一代史事的全貌。實際上這種體例到兩《唐書》和兩《五代史》時已走人了死胡同，所以很難使人感到滿意了。王鳴盛對這些史書詳加考釋，指優斥劣，也是對後人頗有幫助的，這應該說是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重大功績。
以上五點之外，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中還有幾點可取之處，首先是他認為求學必須以目錄學為門徑，如他在卷一、卷七中分別提到：“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在卷22中，他又引用金榜的話說：“不通《漢書藝文誌》，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誌》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王鳴盛這種重視目錄學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其次，他主張欲著書，必先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否則，於己於人都會誤事。他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說：“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再有是他主張治史須貫串與會通，他在卷24和卷82中曾分別提到：“讀書貴貫串，今人憒吒善忘，顧此失彼，又性畏考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貫串與會通一類意見，雖非王鳴盛首創，以往的史學家在理論與實踐上也都有類似的意見，但王鳴盛對此加以強調，提請人們多加關注，則也是他的一種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