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出司馬光其他著作與《通鑒》的異同方麵，主要是列舉司馬光自著的《通鑒目錄》、《稽古錄》、《係年圖》、《通鑒舉要》等書與《通鑒》的出入，亦有以《通鑒》前後文相對照指出其互相抵梧者。這說明胡三省為了注《通鑒》，不但對《通鑒》這部書作了反複鑽研，並且還熟讀了司馬光的其他著作，故能找出它們之間的異同進行對照。
在指出司馬光采集的史文之誤方麵，如《通鑒》於《梁紀》天監五年，先言“張惠紹棄宿預”，又言“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再言“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這裏前後抵牾，所采輯的史文肯定有誤。胡三省於這三處分別注曰：“此與後張惠紹聞洛口敗本一事耳，解見後。”“前既言張惠紹棄宿預遁逃矣，宿預在下邳東南百餘裏，此言軍於下邳，是未棄宿預之前事。李延壽以此載之臨川王宏傳，《通鑒》因亦連而書之。”“此即張惠紹棄宿預一事也，《通鑒》因《南史》臨川王宏傳所載者書之，遂至複出。”這裏胡三省指出了《通鑒》前後文抵梧的原因是把兩篇不同的紀傳之文連抄而沒有進行校核，所以產生了錯誤。在指出《通鑒》自違義例之誤方麵，如《通鑒》於《梁紀》天監三年記曰：“魏主幸伊闕”。胡三省注：“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鑒》皆曰如，自此以後率書幸，未曉義法所由，蓋一時失於刊正也。”這是指出按《通鑒》義例，應當書“如”而書“幸”，這是自違義例而失於刊正之處。
在指出《通鑒》敘次不明方麵，如《通鑒》於《梁紀》太清二年記“景因火起，潛使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胡三省注曰：“詳觀上下文，景因火起，作賊因火起，則於當時事勢，文理為明順，蓋侯景與吳景淆亂也，讀者難以明辨。”這裏指出了《通鑒》對侯景與吳景二人敘次不明，易於使讀者產生誤解的弊病。
以上所舉還僅僅隻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隻要讀書仔細，別的注史者也有可能做得到的。最為難得的是胡三省在注《通鑒》時能聯係自己生活的時代對史文發表感慨係之的議論。南宋偏安江南，其大勢與東晉南朝局處江南相類似，亦與五代十國的小朝廷相類似，故胡三省注《通鑒》特別著重對東晉南朝和五代十國的評論。如《通鑒》在《宋紀》元嘉三十年記有周朗的上疏，揭露劉宋小朝廷的奢靡之風。胡三省結合南宋現實注曰：“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嗚呼!”這裏從劉宋的奢靡之風聯係到了趙宋的奢靡之風，前後用了兩個“嗚呼!”其心情之沉重，真是令讀者讀後也有所感染。又如《通鑒》在《後晉紀》開 三年四年記後晉之亡。胡三省注曰：“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注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天乎!”這裏很 明顯是以後晉之亡聯係到了南宋之亡，故胡三省連呼“嗚 呼!”“天乎！天乎!”心情是十分悲痛的。胡三省以宋代遺民自居，凡注文中聯係到宋朝時，一律稱為“我宋”，充分表現了他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情懷。
通常認為，注史是因人之史而作注，作者的水平一定不如原史之作者，否則，他為什麼自己不去著史？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撰著史書固然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而作史注既要熟讀原史，又必須查閱許多有關資料，熟悉各種典章製度，並且還要憑自己的才識加以判斷和聯係實際，這無疑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裴鬆之引用許多典籍為《三國誌》作注，既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三國誌》，並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其功績十分突出。胡三省用各種形式為《資治通鑒》作注，並聯係實際對史事發表議論，其功績同樣十分突出。胡三省實在不愧為注釋《資治通鑒》的功臣，同時也不愧為借助史寄托亡國之痛的一位愛國主義的偉大的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