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範曄在《後漢書》中充分顯示了他的'進步史學思想。這方麵既表現在上述他對紀傳體例的創新上，更表現在他對史事的具體記載與論斷上。例如對黨錮事件和宦官專權，範曄不僅在兩篇列傳的序和論讚中表露了愛憎分明的觀點，並且在具體記載上也體現了他自己的這種觀點。他用同情和頌揚的筆調記了黨人的種種嘉言懿行，如《範滂傳》中記到範滂被捕之際，縣令郭揖出解印緩，準備與他一起逃走，範滂卻說：“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表示寧可自己死，也不連累縣令和老母。母親和他訣別，他安慰母親說：“仲博（即範滂之弟）孝敬，足以供養，濟從龍舒君（即範滂之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他的每親也深明大義，對他說：：“汝今得與李杜（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範滂跪拜接受母親的教誨，又轉過頭來對他的兒子說：“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
意即我若叫你做壞事，那壞事是做不得的；我叫你做好事，那麼你應該知道我所做的決不是壞事。最後範曄記載說：“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在這篇傳記裏，史書作者範曄並沒有自己站出來評論一番，他隻是如實地記載了範滂臨走時對縣令、對母親、對兒子，以及母親對他說的那些話，一個正直之士在受到迫害時慷慨赴義，並得到母親諒解的情景就都躍然紙上了。這樣的筆法，如果不是對黨人抱有深切的同情是寫不出來的，不是有很深的史學修養和文學修養也是寫不出來的。《張儉傳》中寫到張儉被追捕時，他“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最後終於得到東萊李篤的幫助，出塞逃走。這說明了當時的人崇高氣節，所以正直之土處處有人幫助，甚至到了“破家相容”，即使自己遭殃，也要幫助黨人逃走的那種地步。
範曄對有學問的儒學大師深表敬意，對權貴外戚，腐朽的黑暗勢力則采取反對和蔑視的態度，如他在《鄭玄傳論》中說：“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猜測，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是說東漢的經學家陷入了煩瑣哲學的歧途，賴有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之功，才使學者“略知所歸”，而把誤人歧途的儒家經學拉回到了正當的途徑。對於豪門梁冀，範曄在傳文中既指出他“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又指出他“窮極滿盛，威行內，百僚側目，莫敢違命。”活脫脫地描繪出了一個十足的大惡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