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師文化水平不高，有的連《三字經》、《千字文》都讀不下來，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在無米、油可竊時，還會到故紙堆中齧書籍。
蒙師文化水平低，和他們的生活待遇有關，因為稍有才識，衣食有奔頭的，都不願當教師，所謂“家有三鬥糧，不鑒”等等。《千家詩》共選詩200餘首，大部分語言流暢，詞句淺近，易讀易記，包括不少膾炙人口的名篇，如李白的《靜夜思》、孟浩然的《春曉》、王之渙的《登鸛鵲樓》、杜牧的《清明》、蘇軾的《飲湖上初晴後雨》等名詩。由於《千家詩》成為蒙學中主要的詩歌教材，社會上又將它與“三”、“百”、“千”合稱為“三、百、千、千。”清代的孫洙又擇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編成了《唐詩三百首》，署名蘅塘退士印行。此書一出，“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不隻在蒙學，也是社會上十分流行的詩歌集。
還有一種蒙學課本叫做“雜字”書，在曆代史書上很少著錄，但其內容切合日用，又分類編纂，既可作識字課本，又能起字典作用，適合一般手工業者、農民、小商人及其子女的需要，在蒙學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如《五行雜字》這樣寫道：
“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要記日用帳，先把雜字觀。你若待知道，聽我謅一篇。開凍先出糞，製下钁和鍁，扁擔槐背誦上。在此基礎上，教師進行講書，著重闡述書中的封建政治思想和道德倫理原則。習字的次序，先由教師把著手教兒童用毛筆，而後描紅，再進人臨帖書寫，這時蒙學教學的重點在於指導兒童用描紅本及臨名家字帖。
作文之先必練習作對。教師訓練兒童作對，先從模仿做起。如教師講“正名”這一格式，就要舉例“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再讓兒童仿著寫一句。教師講“因類”這一格式，亦要舉例“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再讓兒童仿著寫一句。教師還運用一些作對學文的書和詩詞範文指導兒童。如：
“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
“雲對雨，雪對風。晚照對晴空。來鴻對去雁，宿鳥對鳴蟲。三尺劍，六鈞弓，嶺北對江東。人間清暑殿，天上廣寒宮。夾岸曉煙楊柳綠，滿園春色杏花紅。兩鬢風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煙雨，溪邊晚釣之翁。”
作法訓練的規律究的。
隨王筠(門論述詩、作也提出讀死記念藏經也，嚼木劄也”。“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兒童不了解書中的意思，讀起來好像和尚念經，枯燥無味，自然把學習看成苦事。“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閑，空閑即告以典故。”這即是說，兒童的注意力不能持久，教學中要有適當的休息，休息時可以給學生講些知識性故事，死典故可以訓練兒童的記憶，活典故能夠培養兒童的思維。書中還要求教師了解學生，因材施教，而不能使用體罰威嚇學生。並以觀察學生是“歡欣鼓舞”還是“奄奄如死人”，作為判斷其師是“良師”還是“笨牛”的標誌。
4．清代的書院
清朝定都北京後，為了防止人們利用書院講學，聚眾成勢，反對清的統治，因而在積極創辦官學的同時，嚴禁創設書院。因此書院的發展處於沉寂狀態。籠絡漢族知識分加以褒揚。康熙造士”、“學道還紳之士便積極創蘇。雍正十一年“興賢育才”之在積極倡設書院創設的最多，有
按流域分布統計，到康熙年間為止，黃河流域占20．39％，長江流域占35％，珠江流域占43．93％。珠江流域升到第一位。從全國來看，書院的發展漸趨平均狀況。
按省份統計，據不完全統計，福建最多，有181所；湖南占第二位，有l06所；廣東占第三位，有l02所。
按民辦和官辦統計，民辦的占9．65％。地方官辦的占57．10％，督撫辦的占8．56％，京官辦的占0．48％；敕建的占l2．60％。合計官辦的占78．74％。
由此可見，清代書院已經官學化，官方控製書院的設立，掌握書院的經費，控製書院師長的選聘權，控製書院的招生和對生徒的考核。大多數書院的中心任務已轉向考課，成為科舉考試製度的附庸。光緒二十七年(公元l901年)八月，清王朝采納張之洞、劉坤一建議，下詔將各省所有書院改為學堂。從此，延續千年的古代書院製度即宣告結束。
清代書院教育雖多數在官方控製下，為科舉作預備，形成為官僚的養成所，但也有些民間書院，大多保持著宋明書院自的漳南書院，課程中還有體育與軍事訓練。有的書院亦實行學生自學為主，教師從旁輔導。阮元創辦的學海堂，要求學生在“博”的基礎上求“精”。啟發學生“識精而思銳，不惑於常解”，鼓勵學生自己鑽研。教師講課時，學生便帶著作業和疑難問題“執卷請業”，甚至同教師自由論辯。為了使學生的學習向著精深方向發展，書院亦注重因材施教。學海堂設8個學長。讓學生“擇師而從”。還選擇高材生配合學者和教師寫書，做到讀書與著述相結合。學海堂還建立了刊刻製度，將當代有關解經文獻，輯成《學海堂經解》1400卷，作為本堂重要教學參考書。此外還將本堂師生所寫論文彙編成《學海堂全集》、《學海堂課藝》等。它對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鴉片戰爭(公元l840年)以後，洋務派辦了一些新型學校，維新派也辦了一些新的學校。1903年清王朝命張百熙、榮祿、張之洞等以日本學製為藍本，重新擬訂了學堂章程，於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製”，法令形式公布，並在全國推行過的學校教育的頒布實行，標誌著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院的舊的學校教育製度的終結，近代的新型式上正式確立，從而完成了中國學校教育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