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經濟學認為製度結構與製度變化是外生給定的，這些經濟製度變化與生產力和經濟增長無關。經濟製度變化是重要的，且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例如，中國從1978年以來的高速經濟增長與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是密切相關的，沒有經濟體製改革，就沒有增長；沒有增長，就難以推進經濟體製改革。
我認為，任何一個經濟係統同時有兩個基本挑戰：1.基本問題是經濟製度如何適應生產力不確定性，即生產力革命的不確定性和經濟製度的路徑依賴的矛盾，其核心是適應性效率的高低；2.資源稀缺的問題，其核心是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
然而，人類至今為解決“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的創新是市場經濟體製，特別是價格體係，而對“適應性效率”這個基本問題的製度創新遠遠不足。正因此，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能力抓住工業革命這次生產力的飛躍，導致各國間收人差距不斷擴大。這個判斷可以從世界各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轉折時期中得到強有力的證明。若我們研究一下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的轉折點，就會發現，工業革命才是分水嶺：18世紀下半葉英國發生工業革命之後。法國、德國、美國和日本，利用英國產業革命的技術和經驗，從19世紀30年代至19世紀末，也相繼完成了工業革命，使工業部門在國家經濟中占據了優勢，走上了羅斯托所謂的“增長的軌道”或體現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特征；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方麵進展甚微，沒有經曆過工業革命，使富國和貧國之間產生不平等的裂痕，全球財富不均現象開始出現。
提高“適應性效率”的製度創新不足也發生在發達國家。1971年信息技術革命悄然降臨世界經濟，日本經濟製度沒有對這次生產力革命作出及時反應，經濟結構仍延續工業革命的成功模式，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的投資機會不足，剩餘資金充斥股市和房地產，形成泡沫，在1991年泡沫破裂，至今增長停滯，嚴重拖累了亞洲和世界的總體經濟繁榮。
現有經濟製度適應生產力革命是緩慢的，存在著嚴重滯後。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眾多製度性障礙可能得以消除。但適應性效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大衛發現，革命性的電力技術自1880年被發現一直到1920年才對工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產生顯著影響，期間經曆了40年時間。革命性的信息技術應用也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首先，傳統的企業組織管理機構可能在信息技術革命麵前顯得過於僵化，如果要有效地利用電腦信息技術給生產和經營所帶來的好處，傳統的生產管理模式必須有能力進行調整，然而這種調整將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其次，滯後問題還可能與勞動者使用電腦以及他們在處理信息方麵的熟練程度有關。這可能反映了勞動者的知識結構難以適應快速的信息技術革命發展步伐，或者可能意昧著企業在勞動者的再培訓方麵投入不足。最後，由於現行電腦軟件設計的標準化程度不高，軟件的使用存在設置複雜以及選項過多的問題，因而可能大大降低了人們使用電腦的效率。無疑，現有經濟製度因缺乏適應性而阻礙了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
對我們來說，一個配置效率高的經濟製度設置不能適應生產力連續增長和革命所帶來的不確定環境，那它能頂什麼用呢？經濟製度不僅應是有資源配置效率的，而且也應是有適應性效率的，才能產生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這種理想模式就是“學習經濟”。隻有“會學習”的經濟係統才能迎接生產力革命的挑戰，才能“以不變應萬變”。
人類文明的發展，造就了科學這個相對獨立發展的演繹體係；科學發展必然發生革命。但科學革命發生的形式和時間是不確定的和不可預知的；必然發生但又不確定的科學革命導致必熟發生但又不確定的技術革命，所以生產力革命是必然的和不確定的，那麼隻有適應這種革命性生產力的經濟製度才有合理性；不能適應生產力革命的經濟製度就缺乏合理性。由於經濟製度的路徑依賴，這種適應性效率高的製度是不容易實現的，要求世界各國進行堅持不懈的經濟改革。所以，“學習經濟”這個經濟思想在生產力革命那裏找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世界經濟困難和挑戰之中找到了實施“學習經濟”這個製度創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