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讀
《太史公自序》是《史記》的最後一篇，是《史記》的自序，也是司馬遷的自傳，人們常稱之為司馬遷自作之列傳，文章氣勢浩瀚，宏偉深厚，是研究司馬遷及其《史記》的重要資料。其主要內容可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是司馬遷的自傳，司馬遷追述了他古老的家族曆史與這個家族中位作出過傑出貢獻並對自己有影響的人物；接著司馬遷敘述了自己的生平經曆，述說了自己為什麼要寫《史記》，以及受宮刑後的內心痛苦、忍辱發憤等，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後一部分是介紹《史記》全書的規模、體例，以及《史記》每一篇的寫作宗旨。這樣，不僅一部《史記》總括於此，而且司馬遷一生本末也備見於此。
綜觀司馬遷一生，緊緊與《史記》相聯係，《史記》不僅是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作者個人勇於開拓、勤於寫作的結果。脫離社會條件而誇大個人的作用是不對的，低估或忽視作者個人條件也不是唯物主義的。同樣的時代，同樣的文化氛圍，《史記》產生於司馬遷之手而沒有產生於他人之手，這與司馬遷所具備的那些獨特家庭、思想、心理、氣質、經曆、學識等有著直接的聯係。
在諸多條件中，司馬遷很重視其家世與家學。他在自序一開篇就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家族“世典周史”的曆史及前人史官的人品與治史精神對司馬遷有重要的影響。影響最大的是其父親司馬談，是他給予了司馬遷良好的家學。司馬談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他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在吸取眾著名學者思想長處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以黃老道學為主兼收並蓄他家之說的思想。自序全文載錄了他的《論六家之要旨》，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第一次對先秦各學術派別的全麵總結評價。司馬遷深受父親思想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又大大進了一步，他站在六家之上看六家，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背景下，仍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各家學說並非完全排斥對立或彼此孤立，而是可以互為補充，由於他博采兼容眾家之長，才能融會貫通自成“一家之言”，並在《史記》中給予了各個學派應有的地位與公允、客觀的評價。
司馬談本人以孔子事業繼承人自許，並且用此標準去培養教育司馬遷。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北涉汶、泗”，司馬談深知“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是培養兒子具備史官才、學、識、德的重要途徑。當他臨終時，拉著兒子的手，流著淚囑咐道：“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自己未能完成史著而抱恨無窮，不得不鄭重地將自己的平生夙願交托於司馬遷來完成。司馬遷聆聽父親遺誌，受到極大的刺激與震動。司馬遷刻骨銘心地牢記並決心全力實現父命，實際是他接受了一個時代與民族所賦予的使命。
受刑之後，司馬遷的肢體受到極大摧殘，人格受到極大侮辱，思想卻得到極大解放，著書目的由原來的行孝遵父命，所謂“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母”，改變為用自己的筆去揭露、批判、反抗暴政。進而認識到先哲們著述也並不是為揚名顯父母，而是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把寫作與反政聯係起來，於是就產生了無比巨大的寫作動力。本文節選了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的對話供讀者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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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而能紹明世，正《易經》，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①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②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③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裏’。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⑤，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