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案語]
訥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1862年生於維也納的一個富裕家庭，其祖籍為英格蘭，Rosthorn家族以工業製造而聞名於世。他在七個孩子中排行老四，從小接受的是私人教師的教育。1880-1883年，訥色恩求學於維也納大學，學習日耳曼語言文學及比較語言學，隨後前往牛津大學，成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弟子，除漢學和梵文外，他還修習國民經濟學和哲學。在校期間，他被中國海關看中，遂往中國任職。1893-1895年回國休假期間，他繼續跟隨理雅各讀書，並獲萊比錫大學博士學位。自1871年起，任駐日公使兼駐華公使，但駐館在東京。1895年，奧匈帝國決定在華設立公使館，自1880年駐上海總領事夏士（Joseph Haas）力薦訥色恩出任公使，但因其非法學出身，未獲外交部批準，幾經周折，終被任命為駐華公使館秘書（Gesch？ftssekter？r），因尚未就職的公使博樂斯拉維斯基（Boleslawski）突然去世，訥色恩遂以臨時代辦（Gesch？ftstr？ger）身份，成為公使館的實際領導人。
作為具有深厚漢學造詣的外交官，訥色恩對中國文化極為景仰，由此對中國人民也抱有非同一般的同情和理解，這在北京的外交圈子裏盡人皆知，他反對西方列強的瓜分和殖民政策，這在歐洲也是無人不曉。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他講了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成為一名義和團的拳民。”（Wenn ich ein Chinese w？re，w？re ich ein boxer。）他稱中國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訥色恩夫人（Paula von Rosthorn，娘家姓為Pichler），1873年生，出身於維也納的一個醫生家庭，也是訥色恩的遠房親戚。兩人於1895年結婚，換句話說，訥色恩回國休假的兩年裏的成果，除了拿到了博士學位，就是娶了一位願意與他前往中國的老婆，這在當時也不多見。訥色恩夫人雖不懂中文，但並不以在中國的生活為苦，反而以樂觀幽默的態度享受異域的一切，這從他們把自己在北京狹小的臨時寓所命名為“玫瑰別墅”即可看出。與她的丈夫一樣，她熱愛中國文化、同情中國人民。
義和團圍困北京使館區的那一年，訥色恩夫人二十七歲，是使館區裏不多見的幾位參與防禦、照顧傷員的女性。為此，她在1903年獲得法國和奧地利政府頒發的勳章。後來她撰寫回憶錄，專門講述這段經曆。該回憶錄於2001年由Alenxander Pechmann整理出版。
書中收錄了訥色恩大概在1911年撰寫的前言，訥色恩稱：“與其在中國首都最繁華的街道上為克林德立碑，還不如為中國的五大臣立碑，他們事先就向公使們發第一次聽說義和團是在1900年3月。那時這一原本愛國的秘密會社在山東和直隸南部迅速擴張。它之所以得以疾速擴展，是因為其領袖自詡具有超現世的力量，給予每個參加者戰神的守護，即所謂的刀槍不入。……後來這些自認為做好事的人群裏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各式各樣的流氓無賴和失去土地的流浪漢，他們想通過搶劫和掠奪謀取錢財。常常聽說他們攻擊傳教團，追擊傳教士，數以百計的中國教民被殺。可是這些並沒有引起我們的重視，因為針對傳教士的暴動在中國一直就有，哪怕是後來天津和北京大街上貼出了標語，說要殺所有的外國人，也沒人認為這有什麼奇怪，沒人為此憂心。
整個5月份裏，關於保定府和北京周圍發生暴力事件的消息越來越多，整個國家似乎到處充斥著義和團，使民眾陷於恐怖之中。偏僻地點的歐洲人受到了極大威脅，因此很多人跑到北京和廊坊。針對公使們的申訴和抗議，總理衙門做出了最漂亮的承諾：將盡一切努力鎮壓騷亂，軍隊確實被派往鐵路沿線的車站駐守，衛兵被遣往北京所有的公使館防守。我們很相信，中國政府隨時都會進行有力的幹預，因此我們的人身安全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出了警告，並為自己的勇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06年，訥色恩擢升為參讚（Gesch？ftsrat），同年被任命為駐德黑蘭的公使，但他更願意成為駐華公使。夢想化為現實，已是五年之後，即他在五年前所預言的革命確實到來：“毫無疑問，義和團起義及其後果是對朝廷的沉重一擊，也為1911年的革命做好了準備。但王朝的轟然倒塌給中國帶來的是更大的不幸。”
1917年，訥色恩離任回國，與夫人一同返回維也納，開始了他的教授生涯，並出版了大量著作：《戰爭前後的中奧關係》（1919）、《中國人的社會生活》（1919）、《中國曆史編纂的開端》（1920）、《中國曆史》（1923）、《中國青銅》（1926）、《中國的考古學研究》（1937）、《中國語音史研究》（1942）。
訥色恩是一個積極的反戰者，1938年，他因為公開反納粹而丟掉了教職。1945年去世。訥色恩夫人則逝世於1967年。
5月28日，當聽到鐵路線路被切斷的消息時，我才覺得處境嚴峻了。大批拳民進攻豐台車站，卻未遭到士兵的阻攔。兩位來自歐洲的鐵路官員開著蒸汽機頭逃到了天津，他們說，守護他們的士兵，就是最早進入空無一人的房子的搶劫者，搶完之後，又點火焚燒房子。這一事件讓在北京的歐洲人深感不安，公使們決定，立即請求（自己的）士兵前來保護使館區。幸虧那時電報線路還未斷，大沽口的戰艦馬上就派出了水兵。他們還要求總理衙門，恢複鐵路交通，要求Lient sen總督預備好必要的交通工具。中國大臣們一開始找了很多借口，在認識到公使們不會放棄派兵前來護衛、甚至必要時還會使用武力之後，他們這才決定滿足公使們的要求。但外交部提出了一個條件，即執行此任務的軍隊人數不能超過1898年。6月1日，第一批執行任務的分遣隊到達，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1日和3日又有其他的分遣隊抵達。總計來了420個人。我們自己士兵的到來，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不僅我們，還有所有的中國仆人都鬆了一口氣，他們對義和團怕得要命。他們相信，隻要這些士兵一來，就會給這座城市帶來安寧。
6月3日是聖靈降臨節，我們的分遣隊跟德國士兵一起抵達。共有30個“鎮塔（Zenta）”號上的水兵，兩個海軍軍校生——邁耶（Mayer）和博納伯格（Boyneburg）男爵，還有分遣隊的隊長——海軍少尉柯臘（Kollar）。陪同他們前來的是驅逐艦艦長孟塔曼（von Montalmar）和海軍上尉溫特哈德（Winterhalder），但他們兩人打算次日一早就返回大沽口；孟塔曼先生之所以一起來，是為了跟訥色恩商量一些事情。我們的同胞魏爾發特（Wihlfahrt）騎馬前往火車站接他們，因為亞瑟現在起著領導的作用，有事走不開。寒暄過後，隊員們駐紮下來，幾分鍾之後，公使館正門口就飄起了戰旗。我們把空著的隨員房間收拾成了衛兵的住所。樓下的三個房間住著水兵，樓上房間有幾件現成的家具，安排司令官和兩位軍校生住了下來。孟塔曼和溫特哈德住在公使的兩間客房裏。這一天，各處的崗哨也布置就緒，還分出八人和一位軍校生，前往比利時公使館，距離我們這裏大概有8分鍾的路程，亞瑟事先答應過比利時公使的。
當兩位軍官次日準備踏上回程時，消息傳來，義和團把豐台以南的兩個車站摧毀了，火車線路由此中斷，無法前往天津。事實證明，政府承諾的保護遠遠不夠，公使們認識到，有必要從天津調遣更多的增援部隊。亞瑟與孟塔曼立即達成一致，我們也要采取同樣的步驟，他們當天就給“鎮塔”號上的一副發電報，要求70名水兵整裝待發，隨時聽從調遣。其他公使們先要取得各自政府的同意，這樣就損失了兩天的時間，義和團利用這兩天把火車線路完全破壞了。
被情勢所迫，孟塔曼和溫特哈德留在了北京，因此我們利用接下來的幾天，帶領客人們參觀這所城市的名勝古跡。在城牆上散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很能體現中國士兵精神的場景，孟塔曼先生很感興趣，很後悔沒帶相機，不能把這場景拍下來。城牆的腳下，有一個為保護美國公使館而設的三人崗哨。為了消磨時間，這三個戰士鑽在草席蓋的棚子裏玩擲骰子的遊戲，他們的武器支靠在一起，在棚子前麵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刺刀尖上晾著衣服，底下還掛著鳥籠，籠子裏有一隻百靈鳥，正嘰嘰喳喳地唱著歌。
清政府在所有公使館的門前都設了崗哨，這些衣衫襤褸的家夥在街上的塵土中瞎溜達，我們勇敢的水兵一點也看不上他們，立即把他們趕走，還劃了一道界線，不讓他們越線。到了6月5日，鐵路仍然沒通，孟塔曼和溫特哈德隻好再推遲一日啟程。我們並不為此感到不快，因為他們兩人和藹可親、見多識廣、談鋒甚健。我們無法預測，他們並非自願的延長居留會產生怎樣的悲劇性結局，反正有他們在這兒，我們感到非常愉快。我們消磨時間的方式很多，騎馬、打網球、為打仗做些小小的準備。我們為他們帶來的機關槍製作了一個木頭的三腳架，把它架在十字路口，使路過大門口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威懾力。那個時候整體氣氛還是很安穩的，盡管不斷耳聞義和團以及他們最近的殘忍行為。但是我們還是認為情況並不危險，因此我們還和之前一樣，騎馬在北京和周圍地區閑逛。
6月4日那天，我和溫特哈德先生、魏爾發特先生又騎馬外出溜達，我們想從北邊的城門出去，前往黃寺。當轉入寬闊的北大街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隊八旗兵。到達城門，衛兵把我們攔下，不讓我們出城。魏爾發特先生詢問原因，一個軍官告訴他說，城外與義和團的大戰正在進行。我們無計可施，隻得返回。因為騎馬晨練未能完成，我們就沿著城牆，騎往下一個城門。那裏的衛兵正在玩紙牌，沒有發現我們，我們暢行無阻，騎出了城。可他們發現了我們的馬夫，就命令他把我們叫回來。我們不予理睬，繼續前行。突然，大群士兵叫喊著追趕上來，要把我們截住。這群士兵加上尾隨來的民眾，有幾百人，他們一邊追趕，一邊大喊：“抓住他們！截住他們！”我們策馬揚鞭，很快甩掉了他們。我們打算從西門返回城裏，卻發現那裏有很多看上去很不友善的衛兵，我們就繼續往下一個城門走。這樣我們嚐試了很多城門，最後終於從南東門悄悄地溜了進去。如此這般，我們實際上把滿洲城繞了一圈。半個小時後，我們的馬夫也回來了。盡管他被打了，結果並不嚴重。他說，城門守衛得到嚴格的指令，不讓任何歐洲人出城。他不知道這其中的原因，但是有可能這是政府的預防措施，以阻止歐洲人被義和團襲擊。
令人不安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多。特別是中國人——文書和其他人——在傳來傳去，說義和團馬上就要打進城了，他們將襲擊公使館並殺掉所有歐洲人。這些中國人堅信，義和團刀槍不入，這一點，我們當然無法認同。情況已經很明確，我們要對可能到來的襲擊做好準備。然而如何準備呢？！他們會用什麼方式來襲擊？這是個問題。他們肯定沒有好的武器，可能隻有大刀和長矛，也許會有幾支老槍。我們猜測，按照中國人的習性，他們會在夜色的掩護下，悄悄摸進來，大批人馬爬牆而入，然後把房子點著。為防止他們這種印第安人式的偷襲，我們在整個花園裏布置了陷阱，所有樹木之間都拉上了鐵絲，為的是把快速行進中的進攻者帶入陷阱。打網球的網也被我們當做了阻擋的機關。軍校生博納伯格尤其有招數，他熱情高漲，不知疲倦地忙於製造陷阱。我也覺得這事很好玩，所以我們合作無間。後來我們覺得這種所謂的“準備”很好笑，因為這些陷阱隻是給我們自己造成了行動障礙，有些人為省時間，急匆匆穿花園而過，就被自己設置的網給掛住了。
中國政府承諾，到5月9日，重新恢複鐵路交通。當此約定未能恪守之後，公使們就發電報給他們的將軍們，要求再增援兵。寶訥樂爵士發給西摩爾（Seymour）的電報裏有一句很著名的結束語，“Make haste，or you will be too late！”6月10日，有消息說，西摩爾上校當天晚上乘火車抵達，所以很多人和拉行李的車都前往很遠的火車站迎接，他們白白等了好幾個鍾頭，最後失望地返回。6月11日，日本公使館一秘帶來消息，上午公使派一名辦事員去火車站，他在路上被士兵們硬從馬車上拽了下來，盡管他一點也沒反抗，隻是請求饒命，一個軍官下令，砍掉了他的腦袋。這個消息動搖了我們對中國衛兵的信任。
第二天早上，有人告訴我們，士兵們（據說其中也有很多義和團的人）封鎖了外城的南門並築起了工事，以阻擋歐洲軍隊入城。盡管我們覺得有點不對勁，但還是覺得不會出什麼問題。為了查明情況，亞瑟與溫特哈德少尉騎馬出前往南門。他們發現，大街上都是士兵，暴民們跟著他們後麵，高聲叫罵，簡而言之，氣氛很不友好。但兩位先生都帶著武器，一點也不示弱，平靜前行，沒人敢襲擊他們。他們來到南門，發現它像往常一樣並沒有被封鎖。他們就往回走，毫發無損地回到了公使館。我本來也很想跟他們一起出去的，亞瑟不讓我去，看到他們回來，我當然非常高興。晚上，赫德爵士投來一封信，我們這才意識到，這次騎馬出去極有可能引發嚴重的後果。赫德爵士為亞瑟感到慶幸，竟然從險境中逃脫。他的仆人當時也走在這條路上，親耳聽到士兵們得到命令，從旁邊的胡同趕到兩位騎士的前麵，切斷他們的退路，一旦他們出了城門，就從後麵開槍打死他們。他們在距離城門尚有幾步的地方折返，這才僥幸撿得一命。他們倆是最後踏入外城的歐洲人。
由於不能返回大沽口，孟塔曼鬱悶不已。他擔心，別人會以為他逃離危險，所以才在嚴峻的時刻離開了艦艇。我們一直安慰他，他又不是作為旅遊者來享樂的，而是按照上司命令行事，責任也應有上司來承擔。不幸的是，目前亞瑟是公使館裏唯一的官員。副領事納提斯（Naties）不久前調往上海，接替他職位的哥特瓦爾德（Gotwald）先生還在來北京的路上。鐵路的中斷，使得他不可能前來就職了。後來他隨西摩爾的探險隊回到了天津。當5月底派遣衛兵來京的決定做出後，亞瑟已派不出人前往大沽口，與艦隊司令官商議將來可能的增派或者解散部隊之類的事宜。當時有份電報，說要尋找艦艇的司令官，亞瑟隻好建議當麵商量，驅逐艦艦長說，他自己將與分遣隊一同前來北京。
6月13日的下午，我們正在打網球，美國公使館秘書15歲的兒子法格·施蓋爾斯（Fargo Squiers）帶來了西摩爾上校的信件。這封信是哥特瓦爾德先生在廊坊寫的，廊坊大概是天津和北京之間的一個火車站。信裏說，盡管路軌破壞得比想象中的還要嚴重，軍隊不得不步行，但是上校已經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我們幾天之內就能見到他們了。法格還告訴我們，克林德男爵剛剛抓住了兩個義和團成員，關在公使館裏，他們穿著整套的製服、纏著紅頭巾、係著腰帶、腳上綁著紅帶子，坐著大車，在使館街喧叫不已。所有人都對這些人的魯莽放肆感到驚詫，他們竟敢公開地跑到我們這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