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創造的經濟奇跡，堪與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日本奇跡”相媲美。2007年世界銀行曾公布排序結果，中國的GDP總量越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2009年最新的經濟數字表明，中國又越過了日本，成為僅排在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據預測，如果中國按照現行的經濟增長速度前進，甚至在2025年左右就可能進一步超越美國。
在改革開放帶來了如此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後，尤其應該心懷警惕，以史為鑒，告別“麻痹與遺忘”。曆史學家黃仁宇曾說，中華民族要實現現代化，實現民主富強，必須要穿越“曆史的三峽”。這種穿越，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是一個長期的希望與失望交替、成功與磨難並存的漸進過程。作為一個正在經曆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為複雜的社會轉型的國家，按照一些學者專家的分析，中國的最終崛起，所需時間不會少於100年。縱觀世界，從英國1640年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現代化國家才走上了政治和經濟成熟、穩健、良性發展的軌道，曆時約300年。中國社會轉型從洋務運動算起，也才用了150年左右，因此我們應具備打持久戰的準備。
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有耐心建設、不期速成的思想和實踐智慧。曆史告訴我們，“有兩種電能：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能產生什麼——有益的光明和溫暖，還是破壞性的燒毀一切的閃電？”米格拉尼揚認為，俄羅斯曆史上億萬民眾用其坎坷的命運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從那時起，這個“兒童”就沒有長大，也沒有長聰明。把這個問題移到中國，同樣適用，也麵臨一個全民族“長大”和“長聰明”的過程。
今後中國改革的前景，取決於能否克服四種極端主義。需要防止被類似《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無榜樣》之類的作品忽悠，引入歧途。
第一種極端主義，是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懷舊意識，在中國並沒有絕跡。由於中國有深重的絕對平均主義、農業社會主義的曆史傳統，對計劃經濟 絕對公有製的傳統社會主義，不僅是一些老“布爾什維克”難以忘懷，就是在普通群眾中也仍然大有市場。
第二種極端主義，是新左派的社會主義，類似委內瑞拉冒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不管叫什麼名目，無非是試圖在失敗的蘇聯模式之外，再經過試驗搞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內外已經有輿論，宣稱“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已經成功，世界上包括西方國家都在學中國了，就差“萬國來朝”了。尤其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一開始，思想界有觀點荒腔走板，以為“風景這邊獨好”，美國也要搞社會主義了。後來才發現中國無法獨善其身，因為我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在主要國家中是最大的，受內傷自然最重。委內瑞拉是小國，想試盡管去試，拿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作試驗品，是極其危險的。在經濟有所發展時，人們往往極易頭腦發昏。
第三種極端主義，是用極端民族主義裝扮下的新的國家主義思潮。將時代搞倒錯，類似二戰結束前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以《中國不高興》為代表，可能是把金庸的武俠小說看多了，要“持劍經商”，“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成為英雄國家”。對照翻一翻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差別是就缺兩句話：中國人種族優越，中國應該統治世界。在世界上堅定的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沒錯，隨著國力增強了，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政治、經濟作用也沒錯，但不能試圖去當“江湖老大”。以《中國無榜樣》為代表，當這些人高喊“中國無榜樣”時，身上大概穿的是“西裝”，或者至少是孫中山從日本舶來的“中山裝”，反正不會是傳統的長袍馬褂。這些穿“西裝”的所謂“愛國者”，說著自己也不會相信的瘋言瘋語，否則他們應該穿著正宗的“國粹”長袍馬褂到大街上試一試。這些人的極端論調，不管他們個人是出於商業或者其他什麼目的，對社會和國家造成的影響是極其負麵的。
第四種極端主義，是理想化的自由主義，主張快速的、休克式的“全盤西化”。類似葉利欽在俄羅斯所做的，還嫌其不夠全麵、不夠徹底。異想天開，要求一步登天。葉利欽的改革有彼得大帝以來打下的曆時300年的西化的底子，結果如此！中國的底子何在？更何況中國的封建小農社會和專製集權的曆史積澱更悠久、更深厚。
若是對症下藥，藥方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胡錦濤各發明的一句“三字真言”：鄧小平是“不爭論”，胡錦濤是“不折騰”。曆史證明，狂熱的主義之爭害死人；曆史還證明，內政外交的政策若是走極端誤國誤民。要避免這四種極端主義的危害，需要持之以恒的堅持“不爭論”和“不折騰”，認準與國際接軌的大方向，把握好穩、準、狠改革的尺度，才有可能排除幹擾，通往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