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小花
雲南護國起義將資產階級的第三次革命——護國運動推向了高潮，並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內就取得了護國討袁的勝利。學者在研究這段曆史的時候總結出了若幹特點，其中之一就是：人民群眾顯示出了比辛亥武昌起義更多的熱情。並得出“護國戰爭在打倒袁世凱，粉碎帝製複辟方麵的勝利，首先是人民群眾的勝利”（謝本書等著：《護國運動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0-11頁。）的科學結論。從政治學角度來看，民眾的參與熱情，直接取決於作為政治主導的政權的民眾動員政策和動員程度。護國運動時期民眾參與的程度表現出了空前的廣泛性和深入性，原因是多方麵的，但其中最直接和最根本的一點則是緣於護國時期作為政治主導的雲南當局能致力於民眾動員，而深入廣泛的民眾動員事實上又成為了推動護國戰爭迅速取勝的一個根本原因。分析和闡明護國運動時期的民眾動員不僅有利於我們深入了解辛亥後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狀況，而且更有利於我們清晰地認識護國運動之所以迅速勝利的原因。
所謂民眾動員是近代政治學的一個術語，它所指的是作為政治主導的政權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動員與參與的互動關係，“在政治活動中這種動員和參與的有無以及動員的有力、有效和參與的普遍持久與否，於政治目標的能否實現關係極大”，而護國運動時期的雲南當局，則是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正是在他們有力有效的動員下，群眾積極反應，普遍參與，雲南因而成為護國起義的首發地和整個護國運動的中心。當然，雲南當局之所以能重視民眾的動員，是與護國起義領導者的留學經曆密切相關的。無論作為主政雲南當局的唐繼堯，還是入滇來參與護國的蔡鍔、李烈鈞，都到日本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接受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思想，參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並經受了辛亥革命的洗禮。在這種背景下，盡管他們仍與民眾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卻具備了民權的思想，能積極地動員民眾參與革命。
可以說，護國運動時期雲南的民眾動員是開展得有聲有色的，取得了相當的成效。具體來講，其民眾動員大致可分為兩個不同階段：
一、在護國起義前，即在護國運動的醞釀時期，以唐繼堯為首的雲南當局就特別注意對民眾的動員，其主要特征就是依靠輿論與民間力量側麵地推動雲南民眾的仇日反袁情緒。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麵：
1.放任輿論宣傳，推動雲南人民反袁情緒的高漲。
當袁氏稱帝的消息傳入雲南時，一般知識分子，無不交相談論，切齒痛罵，在中等學校學生中，有校外活動的小組討論時局，均反對日本的侵略和袁世凱的出賣罪惡。對此，雲南政府亦不加聞問，未作幹涉。當時昆明的四家報紙《滇聲》報、《共和滇報》、《沉報》和《事實報》均大量發表反帝言論，尤以創刊於1915年7月30日的《覺報》在袁氏稱帝後表現最為激烈，先是公開對“籌安會”進行了揭露批駁，指斥袁世凱，並與國內其他反帝製的派別或個人互為聲援，轉載梁啟超的反袁文章，繼而又號召人民“舉大名”，推翻帝製。對於這些反袁宣傳，唐繼堯沒作任何反應，實際上是放任其大肆宣傳。
2.指派自己的心腹親信鄧泰中、楊蓁、唐繼虞在雲南軍界“激起反袁”情緒。
對於這一點和唐繼堯與鄧泰中、楊蓁的關係，潘先林在《唐繼堯與雲南護國起義》一文中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論證，並得出了鄧、楊為唐的心腹，鄧、楊在軍界中的活動乃是“秘密奉行”唐繼堯“意旨”結果的結論。潘先林：《唐繼堯與雲南護國起義》，載《昆明社科》1998年第5期。
及至李烈鈞、蔡鍔入滇後，為袁世凱察覺，形勢日趨緊張，1915年12月25日雲南率先宣布獨立，護國起義首先爆發於雲南，不久成立了雲南軍都督府，組建了護國三軍，轟轟烈烈的討袁由此揭開了序幕。
二、成立後的雲南軍都督府更為重視對民眾的動員，也由此來解決護國運動期間所麵臨的許多問題，爭取戰爭的勝利。
其動員民眾的舉措比起義前有更大的突破，取得了重大的發展。主要表現為：
1.順應軍民願望，突出反日與反帝製宣傳，抓住民主共和的時代主流。
民眾動員能否取得效果的一個前提就是民眾有無參與的強烈要求和潛在的願望。作為政治主導的當局有無放手動員的決心與能力，而民眾動員的效果，首要一點即取決於政治目標的正當與合理。作為當局的雲南軍都督府充分重視了以上幾點，並表現出了其作為政治主導的作用。它通過官方的宣傳渠道，以發布文告、檄文，發表通電、誓詞等形式，從正麵闡釋了護國起義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呼籲民眾積極響應當局。在開展這些宣傳時，雲南當局特別注意兩點：一是抓住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特別突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尤其是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而袁世凱為得到日本的支持，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承認“二十一條”，全國人民的反日情緒空前高漲。這樣將日本的侵略和袁氏的賣國緊密結合，進一步激發了自甲午戰敗以來中國人民的民族危機意識和強烈的愛國熱情。其二是極力宣揚辛亥後中國社會“民主共和”的主流思潮，順應了中國曆史發展的方向，深得民心。這樣，通過兩者的結合，護國起義贏得了群眾的大力支持，為運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2.護國起義的領導者能充分利用個人的地位和身份，不失時機地在各種場合通過發表演說、發布通電等形式，動員民眾，贏得廣泛反響。
在起義的領導者中，無疑是以“護國三傑”為代表，而三人非常注重通過自身的影響去動員民眾對革命的支持。先是唐繼堯在12月23日發表完致袁世凱電後，隨即發布了《雲南共和軍之布告》，在詳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自帝製問題發生以後，內則群情惶惑，懼禍至之無日；外則五國警告，動幹涉之危機”後，表達了“慷慨誓師，共鋤凶逆”的反袁目的，並表示出了“與叛賊不兩立，與民國共生死”的反袁決心，最後號召民眾“事順而易，危害全無，爾軍民諸色人等，幸各照常營業，自敦本分，不必輕信妄聽，致啟驚疑而滋紛擾”。（《唐繼堯布告》，載李希泌、曾業英、徐輝琪編《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17-118頁。）到滇後的蔡鍔也先後發布《告滇中父老文》、《蔡總司令致友人書》等文，表明其入滇的目的乃是“為國請命”，希望滇中父老能為“集民國再造之大功勳”而“一鼓作氣，再接而再厲之，以期底於成”，建“不朽之盛業”。（《告滇中父老文》，載曾業英編《蔡鬆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865-866頁。）作為“三傑”之一的李烈鈞，也相繼發表《李總司令告海外各知友》、《李前都督告全國父老昆弟》等書，號召“軍民當同伸義憤，共起吊民伐罪之師，收激濁揚清之效”，達“掃蕩逆氛，伸張民氣”，以使“飄搖國基實奠於此”。（黃季陸主編：《護國軍紀事》第一冊，第86-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