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兩宮回鑾，護駕有功的岑春煊奉太後召拜訪奕劻。岑春煊粗魯率直，回稟說：“彼處例索門包，臣無錢備此，縱有錢亦不能作如此用。”在辛醜年，奕劻尚未出任領班軍機，其貪鄙好貨，已是人人知曉了。時人稱慶親王府邸為“老慶記公司”，專賣官鬻爵。岑春煊所言門包，是給看門人的錢。門包的多寡，也可以看出求見者的地位輕重，錢多辦大事，無錢寸步難。據傳奕劻桌上，常備一錦盒，內置各地官員名錄及缺員名單，依官之肥瘠索賄。
1908年，奕劻七十誕辰。慶親王府門庭如市，各地進獻者絡繹不絕。奕劻令屬下做四個冊籍。將送禮者按多寡厚薄分為四級。一級記入福字冊，凡現金萬金以上及禮物三萬金以上者，入一級福字冊；凡現金五千以上者，入二級祿字冊；凡現金千金以上者，入三級壽字冊；凡現金百金以上及禮物值數百金者，入四級喜字冊。同是送禮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將物不滿百金者列為一冊。據傳這一次七十壽旦，奕劻所得現金五十萬兩白銀之多，禮物價值更為百萬以上。
1911年《泰晤士報》刊發《慶親王外傳》一文，稱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員，無一不奔走於其門者，蓋即中國所雲‘其門如市’也。”該報還爆料稱，慶親王僅在彙豐銀行一地的存款，就達到200萬兩之巨。有清一代，奕劻之貪，與和珅不相上下。
在眾多賄賂者中間，袁世凱可能是出手最大方的，行賄方式更是無微不至。1903年，領班軍機榮祿病重，袁世凱計算奕劻將繼任，遣楊士琦持銀10萬兩相贈。慶王正式履新之後，袁世凱月有月規，節有節規，年有年規，遇慶王及福晉的生日唱戲請客，兒女成婚，皆由袁一手布置，不費王府一分錢。當時的知情人劉厚生說：“弄到後來，慶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簡放外省督撫藩臬，必先就商於袁世凱，表麵上請他保舉人才，實際上就是銀子在那裏說話而已。”慶親王入主軍機處僅僅11個月，其在彙豐銀行的存款便有百萬之巨，其中大部分來自袁世凱的孝敬。時人都說“奕助本受北洋之奉養而供驅策”。
1911年11月1日這一天，奕劻50年的官宦生涯，差不多到了盡頭。該日，奕劻、那桐、徐世昌聯名上書，請“迅簡賢能，另行組織完全內閣”。詔以袁世凱為內閣總理，以奕劻為弼德院院長，那桐、徐世昌為弼德院顧問大臣。在革命浪潮中，這個人事安排，為奕劻留足了退路。不過奕劻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全部結束。這一年年底，南北和談進入關鍵階段，清帝遜位與否，南北雙方難以達成一致見解。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禦前會議，奕劻、溥倫主張自行退位，頒布共和，但溥偉、載澤堅決反對，沒有結果。第二天再開禦前會議，仍無結果。會後，以良弼為首的宗社黨等十餘主戰派前往慶邸，圍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據宗室溥潤回憶，隆裕宣召奕劻進宮，奕劻念叨“革命軍隊已有五萬之眾，我軍前敵將士皆無戰意”。溥潤稱奕劻是秉承袁世凱旨意。2月12日，清帝遜位，家人勸奕劻前往天津避難，奕劻執意不肯。親家孫寶琦與長子載振強行“綁架”奕劻至轎車，天未亮即出正陽門，趕頭班火車奔赴天津。車發北京，奕劻如釋重負，臥塌而眠。至天津，奕劻飲食如故。
在天津小住一段時日後，聽聞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革命風潮已經平息，劫難已過，奕劻終究舍不得北京的一片家業，遂再回北京。一進慶王府，但見滿目狼藉，猶如抄家。問下人，回稟稱：“您前腳剛離府，二阿哥和五阿哥後腳就進府了。還有幾位挎槍的洋兵陪著，一溜十幾輛車把能拉的都拉走了。”奕劻麵色坦然，“罷了，拿去就拿去吧”。二阿哥和五阿哥，即奕劻二子與五子，一喜狎妓賭博，一嗜田獵玩耍。至20世紀30年代，費行簡著《近代名人小傳》，就稱，慶王府的錢，“其貲已罄盡”。
1917年，清廷授封的最後一個“鐵帽子王”奕劻死在天津，時年79歲。慶王府按慣例，向北京紫禁城中的小朝廷討諡號，為其評定一生功業，故而停屍不殮。內務府大臣初擬諡“哲”，按諡號解，知人曰哲。溥儀不同意，親選四字，讓內務府選擇，為“謬、醜、幽、厲”。謬醜者，南宋孝宗憎秦檜之惡，封以此諡；幽厲者，周朝之幽王、厲王，皆為殘暴昏庸之君。溥儀之父載灃聞此，終覺同為宗室，有所不忍，勸溥儀網開一麵。溥儀仍不肯。後在親貴力爭之下，才賜諡“密”字，密者，“追悔前過”，毫無褒美之意，仍是隱隱譴責他是出賣祖宗的罪人。
清帝遜位之後，清廷的孤臣孽子，大多遷居青島，以示遠離政治，避居海角，不食周粟。而七十餘歲的老親王奕劻獨獨選擇在天津，與這些宗室或遺臣，往來無多。直到死，都沒有和他們見過麵。宗室遺臣談及奕劻，態度大抵與溥儀相近，或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