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一書，雖係一部專論曆史方法的著作，但劉知幾在論曆史方法之中，亦嚐寓褒貶與奪之義。其中《疑古》一篇，題名《疑古》實即諷今。
例如他看到當武後之世，小人滿朝，而武後尚以帝堯自居，則天為號。於是他在《疑古》中引據《左傳》堯時有四凶而不能去之傳說，而曰：“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又引據《論語》：“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的傳說，而曰：“是則當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為了頌揚李淵而厚誣楊廣，欲比楊廣於桀、紂，以顯出李淵即湯、武。於是他在同篇中引據子貢“桀、紂之惡不至是”一語而曰：“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
又如他看到李淵始則推戴恭帝，始則成其篡奪，而美其名曰禪讓。於是謂堯、舜禪讓不可信，而曰：“觀近古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弑其兄，而當時論者，比之周公誅管、蔡。因為《左傳》有雲：“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為了打擊這種諛詞謬論，於是他引據《尚書·君奭篇》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的傳說，而曰：“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傾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訛。而周公自以不減，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於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以示其範。此種例子，散見於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備舉。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書，實為一部富有靈魂的曆史著作。誠如他自己所雲：“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
總上所述，可以說就是劉知幾的曆史學之大概的內容。雖然亦有其短，但是隻要我們想見劉知幾是七世紀末的一位曆史學家，那他的短處，就應該由時代負責了。
昔班固評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傅玄評班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
劉知幾評王沈、孫盛等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黜華夏，此其大較也。”
吾於劉知幾則曰：“論大道，則先《論衡》而後《六經》；述史觀，則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則黜堯、舜而寬桀、紂；辨是非，則貶周公而恕管、蔡；評文獻，則疑《春秋》而申《左傳》；敘體裁，則恥模擬而倡創造；此其所以為長也。但其論‘本紀’則貶項羽而尊吳、蜀；評‘世家’，則退陳涉而進劉玄；此又其所以為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