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為做皇帝賄買三大名家。
在“篡奪”了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之後，袁世凱仍然不知足，還想當皇帝。總統雖大，處處受人掣肘，國會的、內閣的……皇帝就不一樣了，一言九鼎，權力最大，無上尊榮。但是又不敢想得做得太露骨，於是故作謙虛地說，“如果全國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好像當皇帝於他是一件並非發自內心的事。
全國老百姓怎麼可能會強迫他一定做皇帝呢，還一直在防著他做皇帝呢！當他“篡奪”了總統之後，很多人已經敏銳地感覺到袁世凱在一步步地謀劃當皇帝了。可是為了造成一種被逼無奈的“事實”，袁世凱必須偽造民意，強奸民意。其中一招就是軟硬兼施，讓“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嚴複是被連蒙帶騙弄進去的），以“研究國體問題”為名，成立所謂的籌安會，公然鼓吹帝製，認為“立國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拔亂，次曰求治”，“我國拔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法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製而行君主立憲”。赤裸裸地開曆史倒車，為袁世凱稱帝張目。
絕不騎牆的梁啟超。
此前，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想拉攏梁啟超入夥，幫閑鼓吹帝製，梁啟超不同意，擔心袁世凱對自己下毒手，遂攜家人出走天津。其實，早在戊戌變法的時候，他就主張君主立憲，他在《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中說：“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製。”所謂“變官製”，就是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的根本變革就是實行君主立憲。然而，戊戌變法失敗，續之，在預備立憲過程中，滿清貴族並無多大誠意，接著革命爆發，共和到來，君主立憲不了了之。此時，梁啟超看到共和也同樣能夠帶來立憲政體，已由一個堅定的君主立憲派，回歸民國轉而擁護共和。他在回國後曾有過這樣一番發言：“辛亥革命就是依靠兩黨合作才能達到成功的，換言之，社會進步必須由激烈、溫和兩種不同的派別互相推動，才能達到殊途同歸'的目的。我們從來是隻爭論政體而不爭論國體的。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這並不存在有政治節操的問題。”
對袁世凱的做法，梁啟超不但不支持，還有過真誠的提醒。1915年4月，梁啟超南下省親，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信，勸他“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要“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更不要“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梁還曾拉了袁世凱部下馮國璋一同覲見袁世凱，當麵勸阻袁世凱稱帝。事實上，在做華盛頓還是做拿破侖這個問題上，袁世凱並不是有沒過輾轉反側的思量，隻是袁世凱私心太重，權欲太強，加上親信投其所好，同時好讓自己從中撈個開國元勳的便宜，以及袁克定為了將來能做太子，都極力鼓動，袁世凱便對梁的一番忠告置之不理，一條道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