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假如鐵路被收歸國有是可以忍受的，借外款一事，顯然與當初的約定“背信棄義”，是孰不可忍的事，這很容易調動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認為“借外債是明明導外人幹預財政也”。哪怕為著一點名麵上的事，也不會輕易苟同，更何況中國長期受西方列強的欺侮，民族主義情緒已然積聚高漲，隨時都可能爆發。在隨後的保路運動中，發生過殺死了一些天主教傳教士、焚燒天主教教堂的事，這顯然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宣泄。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成立“四川保路同誌會”，推舉立憲派領導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破約保路”口號，分路講演宣傳，並推舉代表赴京請願。此後保路同誌會規定“無論股東非股東均可入會”，直接利益者與非直接利益者都可以參加，同誌會人數一下子數倍增長，會員迅速發展到數十萬。
保路運動前期，保路同誌會主要采取非暴力的維權方式，如集會、遊行示威、寫血書、演說、罷市、罷課等。立憲派的輿論號召也堂而皇之，譴責政府“奪款賣路”的同時，還一再抨擊政府蔑視憲政，蔑視谘議局、資政院和私營公司法律。他們還製作了聖位牌，聖位牌上供奉著光緒的神位，寫著一副聯子，是光緒帝曾經的諭旨——“庶政公諸輿論，鐵路準歸商辦”，像發傳單一樣發給每家每戶。以此顯示維權的正義性，並且控製在合法性的範圍之內。
麵對川民群情激昂的維權，當時的四川護督王人文認為朝廷應順應民意，收回成命，避免局麵失控，這是善良的建議。但是清政府認為政策推行沒有回旋餘地，事關政府的權威，不容置疑。王人文再次向朝廷呈請，講明局勢之危險，仍然不被重視，雙方對立加劇。
王人文被申飭之後，趙爾豐取而代之，也以四川民氣太盛，情勢危急，懇求清政府顧全大局，準予暫歸商辦，以免激生意外，但還是被強硬壓了回來。不但如此，麵對大規模的維權運動，清廷下旨要求四川總督趙爾豐“切實彈壓，毋任囂張”。趙爾豐接旨後下令逮捕了谘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為主的十幾名運動領袖，引發上千群眾雲集總督府抗議，趙爾豐竟下令對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進行開槍鎮壓，釀成著名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是這場民眾維權運動的轉折點，如果說在此之前，民眾的維權僅僅是出於私利，出於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隻是一筆經濟債，那麼血案發生之後，就不隻是“經濟”二字可以承受，而是加上了血債，而中國人認為，血債是必須要血償的。如果說此前民眾還隻是對政府抱有希望的非暴力維權運動，經曆了血案之後，維權運動就變成了反清的政治運動。因為，維權本身的目標指向非常單純，就是爭自己的合法的經濟利益，但政治運動就不一樣了，它是有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有自己的打擊對象，有政治鬥爭手段。具體一點講，如果沒有廣大民眾對專製製度的強烈仇恨，一個僅僅由鐵路經營權益而引發的民間維權活動，絕不會迅速演變成為一個巨大的、具有顛覆政權意味的政治運動。
事實就是這樣，民眾的簡單維權變成了政治報複，本來就不滿清政府的立憲派態度轉變得更加明顯，他們本來溫和的態度因為利益關係、運動推動、民族情緒等而成為運動的指揮中心。尤其是血案為革命黨人推行暴力革命提供了絕好機會，在非暴力解決的渠道被堵死之後，民眾和立憲派紛紛倒向革命黨，裹挾在以暴力的方式對抗政府的行為中，“同誌會”發展成“同誌軍”。這一變化清晰地表明，一場始於維權的運動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維權變成了起義，由經濟行為變成了政治行為，由運動變成了革命。
1911年11月27日，四川軍政府成立，緊接著派兵包圍督署衙門，擒獲趙爾豐，並將其正法。事情鬧到這個份上，不就是起義造反了嘛，清廷必須抽調軍隊入川平息風潮。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鄂軍被緊急抽調入川，革命黨趁湖北空虛，在武昌發動起義，封建帝製壽終正寢。
因此，如果要給辛亥革命記功，掀起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的四川民眾立了大功，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若沒有四川保路同誌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是的，此前革命黨人曾發動過大小無數次起義，均告失敗，就是因為缺少民眾的響應，而有了民眾的響應，革命很快蔓延開來，要不是四川民眾的維權運動，且這場維權運動被政治力量利用（立憲派和革命黨都在利用），推遲一年半載，武昌革命能不能爆發不好說，爆發之後能不能成功更不好說。
從最終結果來看，辛亥革命終結了清王朝，但從深層原因來說，清王朝的倒掉並非僅僅因為辛亥革命，而是中國社會在這個時代必須進行轉型，清王朝的統治者沒有很好地順應這個時代的要求，頑固到底，最後爆發流血革命，給全社會都造成痛苦。雖然這場革命要顯得平和許多，對前朝統治者寬大得多，整個社會付出的代價小得多，但革命仍然比和平的轉型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