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要南征北戰，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作保障。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如果幾十萬大軍的糧餉供應不上，後果不堪設想。因此，要想對南宋發動戰爭，要想對海都動武，他首先必須解決財政問題。忽必烈麵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財政問題。他執政頭二十年所推行的政策使得開支大增。他啟動的建設項目，包括上都和大都的營建，每一項都耗資巨大。忽必烈對藝術的支持，他越來越奢華的宴樂和狩獵活動，消耗了大量的宮廷和國庫收入。設立驛站、修築道路、促進農業經濟以及公共工程項目的維護等，都大大增加了朝廷的開支。
而忽必烈的軍事活動的花費更令元廷財政吃緊。他對他的弟弟阿裏不哥和叛將李璮的鎮壓，對維護他中國之主的地位無疑是極為關鍵的。他對於高麗國王的軍事支援，他派遣自己的兒子那木罕去對付威脅中亞的海都等，對鞏固邊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征服了頑固地拒絕其和平建議並拒絕向其稱臣的南宋，從而控製了一個重要地區。這些遠征的代價都非常高昂，但是政治上的收獲足以補償過高的花費。然而，他對日本實施的入侵計劃卻並非那麼要緊，而這次跨海遠征作戰的費用也就不那麼容易證明是非常合理的了。但是，作為一位蒙古領袖，忽必烈必須報複日本對自己威望的打擊，因為日本拒絕接受他作為其名義上的統治者。公共建設、建築計劃以及軍事遠征加在一起，使得元廷財政難以承受，因此，增加額外的收入勢在必行。
中統三年，也就是1261年，忽必烈朝議的重點又轉向了如何提高財政稅收，如何為他開動戰爭機器提供大量的動力。這一次，太子真金，那些漢儒們，還有財政大臣——才任命的兼管中書左右部，兼任諸路都轉運使，專門委任處理財政賦稅事務的大臣阿合馬都來到了他的麵前。
真金首先說道：“父皇，兒臣曾細研《資治通鑒》，唐太宗曾說過，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人君當‘為政以德，作為一國之君，兒臣以為，必須心存百姓，實行仁政。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也。所以臣下認為，當下之計，宜下令輕徭薄賦，讓老百姓休養生息。’”
史天澤也說：“陛下，太子所言極是！立國之初，宜讓百姓休養生息，待三五十年，國力複蘇，財政經濟自然好轉。切不可飲鴆止渴，涸澤而漁呀！”
這些忽必烈都曾考慮過，他不是不清楚這些問題，他從小就聽劉秉忠講唐太宗治國，並以唐太宗為政治榜樣。但是，形勢不容他如此，海都在中亞蠢蠢欲動，南宋還在威脅著蒙古帝國的安全，這兩項的開銷正如姚樞所說，實在不是個小數，若中途供應不上，幾十萬大軍將毀於一旦，後果太嚴重了。此時忽必烈最需要的就是錢，他需要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力！有了錢，才能創造出比成吉思汗還要大的業績。此時他已經等不及了，在當時，誰能夠為他找到財源，那就是忠臣、能臣。
為了獲得所需資金，忽必烈不得不尋求穆斯林理財大臣阿合馬的幫助。阿合馬最善分析形勢，揣測忽必烈的心思，他對忽必烈說：“陛下，錢糧的事，臣絕對不讓您操心。不是臣誇口，征討海都、伐宋的軍需費用，都包在臣一人身上。臣敢對陛下說，臣就是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搖錢樹！臣下近聞太原的百姓熬煮私鹽，越境到處販賣。各地百姓貪圖他們的鹽價錢便宜，爭相購買食用。此舉讓國家稅銀大量流失。去年一年，朝廷在這方麵的稅銀隻有七千五百兩，這太少了！臣下認為，當增加太原的鹽稅銀子五千兩。不論和尚、道士、軍士、匠人，隻要吃鹽，都要分攤繳納鹽稅。
“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自漢桑弘羊始榷之，而後世未有遺其利者也。各朝如此，我們何不也取之呢？為便於管理，我建議皇上在南北主要產鹽區設都轉運使司管理鹽政，隸屬於戶部。其他地區，則設立鹽課提舉司或茶鹽提舉司。這樣政府就能夠對鹽的生產嚴加控製了。在生產方麵，要派專門的灶戶產鹽，灶戶在指定的鹽場中製鹽，生產過程受到嚴格的監督，產品必須如數上繳給國家。對鹽的銷售，臣下以為，我們可以在各地設常平鹽局，由政府直接賣鹽。還可以由商人向鹽司或戶部納錢，換取鹽引，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或鹽倉領鹽，然後運銷各地。當然他們也可以到指定的地點繳納糧食，換引領鹽運銷。這樣，無論是政府銷售還是鹽商買鹽，我們都能把鹽稅包含在其中了，朝廷的鹽稅收入就不會白白流失了。”
阿合馬繼續說道：“鐵器在民間流行，危害非淺。單把鐵礦的開采、冶煉權收歸朝廷還不行，還應當把鐵器的製造、買賣權收歸朝廷所有，價錢由朝廷製定，這樣冶鐵也能為我們增加收入。去年，臣下任職開平府事，任命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管已經清查到的三千戶沒有戶籍的百姓，僅這些人就能每年為朝廷上繳鐵一百零三萬七千斤，用這些鐵鑄鍛農具二十萬件，換成糧食上繳給公家的一共有四萬石。全國戶數已達一百九十四萬八千八百七十戶，生活、生產都需要鐵器，陛下算算，單這一項該有多大收入啊！再加上食鹽專賣的收入，錢是綽綽有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