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譽千載，關鍵在於他有個非同尋常的成果，即唐朝兩大治之一的“貞觀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夢寐以求的理想。然而要實現這個理想，卻又談何容易。不僅需要君主不是停於空想、停於空談，而是要有腳踏實地不懈地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於享樂、安於現狀，而是有同心同德為之奮鬥的襟懷；更需要百廢待興、人心思治的社會條件。
唐太宗有這種精神，他的臣子有這種襟懷，他的國家有這種條件，萬物皆備於他，從而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實現。
教化民眾，首先得讓民眾能安居樂業，不要再斷了生計，被迫為盜。故而，唐太宗反對用重刑來“止盜”，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有餘的方法，改善朝廷律法。改善的方法是有效的，“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處，治國應從根本人手。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
國以人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為本，是實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導實事，全麵推出了提高民眾生活質量的措施。他根據戰亂之後人口稀少，無主荒地大量存在的情況，重新製定了均田製，盡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時鼓勵農民開墾荒地，在均田製的基礎上，他又製定了減輕民眾負擔並能夠接受的租庸調法。在這二項基本政策上，他勸課農桑，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告誡地方官不得擾民，以不違農時。此外，還大力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條件；促進人口繁衍，增加勞動力。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在唐太宗的一係列利農政策出台後，不僅使自隋末以來的殘破凋蔽，現象得到了改變，且迎來了許多年的大豐收景象，迎來了政清國晏的局麵。
貞觀四年（630年）“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穩，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輒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鬥值二錢。”（《通典》卷七）
米價是民眾實際生活最直接的指標，米價穩定地大幅度持續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證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對民族關係的處理也是輝煌的。這輝煌的取得，也有魏徵的一份功勞在內。唐太宗登位伊始，關於如何處理民族關係，也曾引發過一場大爭論。許多大臣，根據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戰功，主張“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有魏徵持不同意見，他勸唐太宗“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終采納了魏徵的意見。
國家的大治，極大地增強了國力。唐太宗盡量避免大型戰爭，隻是用強大的國力來進行懾服。然避免戰爭並非排斥戰爭，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還是發動了戰爭這架機器。他先擊破東突厥，擒住了頡利可汗；繼而，平定了吐穀渾；接著，統一了高昌國；最後，沉重打擊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傑作，是將文成公主嫁給吐蕃的鬆讚幹布，從而消除了來自青藏高原的戰爭。這個和親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話，載入了史冊。
以和為貴，以戰輔和，有效的戰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線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長絡繹不絕地前來長安，朝見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在頡利可汗被擒之後，西北各族一致給唐太宗上了個尊號：“天可汗”。
天可汗即萬國之主。得了這尊號的唐太宗，意味著他執了東方的牛耳。
取得“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號的當年，還留下了一段趣話。他說：“今頡利成擒，各酋長給朕帶刀宿衛，各部落改易中國衣冠，此都是魏徵之力。唯一的遺憾，就是封德彝沒能活到今日，以親眼目睹這成就。”
對於後世稱頌的“貞觀之治”，與促成大治實現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啟後的唐初諸帝，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見解。他說：“漢、唐並稱中國盛世。貞觀、永徽之治，論者以比漢之文、景，武功尤遠過之；然非其時之君臣，實有過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過中材，論其恭儉之德，及優深思遠之資，實尚不如宋文帝，更無論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無論宋武帝、陳武帝矣。若高祖與高宗，則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餘年之治平強盛，承季漢、魏、晉、南北朝久亂之後，宇內乍歸統一，生民幸獲休息；塞外亦無強部。皆時會為之，非盡由人力也。
其實，大亂之後可致大治的時勢，使得唐太宗由“中材”一躍成了“大材”，成了曆代雄主難以企及的“大材”；“貞觀之治”成了大治，成了曆代各種大治中最膾炙人口的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