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經濟關係，大體始於1871年的中日通商條約，後經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日俄戰爭，其關係在政治經濟等方麵均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成為戰勝國。通過《馬關條約》，日本索得了巨額戰爭賠款，用之為資本的蓄積，資本主義的基礎得以擴大。以不平等條約作為擴張市場的條件，大大促進了日本對華商品輸出，並為日人來華居住經商提供了便利，日本航運業、商業、銀行業的對華擴張開始加速，同時貿易內容亦發生變化，工業品的輸出成為主要部分。日俄戰爭後，日本對於中國大陸的野心係以滿洲為跳板，向包括山東在內的華北擴張。這期間，日本國內工業進步，對華貿易規模擴大，確立了紡織品等商品在中國市場的地位。殖民政策下的經濟擴張，直接導致日本資本在華活動的加劇，而其影響也開始逐步滲透於中國社會經濟生活諸領域。
日本航運與商業資本在山東活動的早期階段大致為1876～1913年。對於這一時期日本航運與商業資本的經營活動，一直缺乏係統深入的研究。具體而言，日僑在山東的人數及分布情況如何？日商經營狀況有何變化？華商在早期對日貿易中的地位作用如何？誰是貿易的真正主導者？進而“日貨傾銷”之說在早期貿易中應加以何種限定？等等。關於這些問題，過去受資料視野的局限，知之甚少；或受已有成說與史料誤讀的影響，在認識上偏離了當時的曆史實際。要言之，對這一領域的認識尚存在著諸多盲點和誤區。
近代日本與山東的貿易，始於煙台港開埠通商之時。1864年煙台與日本的貿易額為56775海關兩，1865～1871年，日本在煙台的年貿易額平均不足20萬海關兩。這期間煙台港並無日船入港記錄，當時對日進出口貨物基本是由英美等國商船搭載運輸。1872年日本船隻開始在煙台海關記錄中出現，但在隨後幾年又中斷。1876年日本船隻第一次參與中國的貿易，在這一時期內，掛日本旗的船隻噸數極其微小，從來沒有超逾過總噸數的1%。但是日本開拓對華航線，擴展對華航運業的努力卻一直沒有間斷。
1875年1月，根據日本政府的命令，日本三菱商會以4隻委托經營的船隻開辟了橫濱、上海航線，在該航線上做定期客貨航運，邁出進入中國航運業的第一步。2月4日，三菱商會為了管理這條航線的經營業務，在法租界的開通洋行內設立上海支店。同年5月，日本政府根據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的建議，開始實行以“對民有民營海運加以保護監督”為核心的海運政策。接著，在同年9月間，日政府又將在征台戰役中曾委托三菱經營的13隻輪船無償撥交給三菱，並且每年發給其25萬日元的航線補助金，其中指定20萬元分派給橫濱、上海航線。
三菱輪船公司（當時在中國亦稱日本輪船公司）自經營橫濱上海之間的航運業務伊始，即與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之間在運費方麵展開激烈競爭。三菱因有日本政府的補助金支持，能大幅度降低運費，致使太平洋郵船公司最終落敗。1875年10月，雙方簽訂的一項協議生效，根據這項協議，太平洋郵船公司把自己經營的上海橫濱航線連同該航線上的船隻，以及在上海的碼頭、倉庫全部賣給三菱郵船公司，結束對這一航線的經營。三菱公司共收買了太平洋公司的4艘輪船，將其中3艘分別改名為“玄海丸”、“廣島丸”和“名古屋丸”。其後不久，三菱會社又與大英輪船公司圍繞著橫濱、神戶、上海間的航運業務展開競爭。三菱通過大幅降低運費，再加上日政府頒布《搭乘外國輪船規則》給以支援，結果到1876年8月，終於迫使英國輪船公司退出競爭，確保了航線控製在三菱之手。“從此，三菱會社專心著眼於中國航路，一心一意與外國公司競爭，灌注全力來驅逐外國船隻”。
受三菱開辟航路經營中國沿海航運業的影響，自1876年起，即有日船開始辦理日本—煙台—天津—牛莊不定期航運業務。1876年日本商船進出煙台港共有16艘次，噸位7776噸。由於貨運業務少，隨後幾年航線上的航運又停頓了下來。雖然1880年三菱繼又開辟了日本到煙台、天津、牛莊的航線，但是在1880年代前期，日本商船對煙台的航運業一直處於時斷時續狀態，一年中隻有零星幾艘商船進入煙台港，甚至有兩年斷航。這一時期煙台與國外的航線和航運業，基本為英國洋行和商船所控製。
1880年7月，日本共同運輸株式會社成立，隨後便與三菱在航運業上展開激烈競爭。1885年日本政府為平息兩家公司的競爭，於7月發出兩社合並命令，9月核準兩社合組的日本郵船會社成立。日本郵船會社繼承了原三菱會社經營的神戶、香港間以及橫濱、神戶、上海、長崎之間的定期航線，並開始著手拓展在中國北方沿海的航運業。1886年3月，郵船會社開通了長崎、煙台、天津間的定期航路，由所屬“敦賀丸”輪船每3周往返煙台一次。同年，郵船會社還以輪船2艘開通神戶、天津航線，以釜山、仁川和煙台為中途停泊港，借助這一航線，煙台與朝鮮間的貿易變得愈來愈頻繁。1887年進出煙台港的日本船增加到80艘。1889年4月，日本郵船會社又開辟了上海經煙台至朝鮮仁川、釜山、元山的航線，以及天津至海參崴之間的航線。兩條航線均以煙台為靠泊港，使煙台與朝鮮諸港建立了更為廣泛的航運聯係，從而打開了煙台與整個朝鮮貿易的市場。通過這一航線，煙台進口的舊鐵、火柴、紡織品有相當部分再出口至朝鮮，並從朝鮮輸入紙、皮革等貨物。當年，進出煙台港的日船由上年的58艘增加至114艘，航運噸位由48006噸增至86772噸。此後進出煙台港的日船逐年增加，1889～1893年5年中，平均每年進出煙台港的日船為116艘，總噸位93840噸。
這期間，日本郵船會社的輪船每月有3次靠泊煙台港，一是上海經朝鮮至海參崴航線的船，二是日本經朝鮮至天津航線的船，三是日本經朝鮮至牛莊、天津航線的船。
甲午戰爭後，日本大阪商船會社開始經營神戶、安平、台灣打狗之間的航線。1897年日本與清政府簽訂通商航海條約後，第二年大阪商船會社就以舞子丸、舞鶴丸兩艘輪船開通煙台、天津、牛莊臨時航線，並派人到煙台設立代理店，承攬海運業務。1899年因向中國北方港口輸出北海道的鐵路枕木和門司的煤炭，大阪商船又相繼增加基隆丸、淡水丸、打狗丸、釜山丸、二見丸等商船，航行於日本港口和華北沿海各港之間。同年9月，大阪商船又以“打狗丸”商船開通神戶經煙台至牛莊的定期航線，同時開通的還有神戶、天津、牛莊航線。同期各國輪船公司所開煙台航線情況。此後三井洋行與其他日商先後在煙台設立支店，為日船提供海上保險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