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C·D·奧·威爾森
諾貝爾章程的第二段載明，“文學”應不僅隻包括純文學，“而也當包括在形式或內容上顯示文學價值的其它著作”。這個定義使諾貝爾文學獎得以頒給哲學家、以宗教題材為中心的作家、科學家與史學家，隻要他們著作的呈現形式有傑出的藝術性，其內容有高度的價值性。
瑞典學院今年必須在許多出眾的名字之間做選擇。最後的決定是贈予普魯士皇家科學院18位院士聯名推介的特奧多爾·蒙森。
蒙森70歲生日時，Zangemeister所收集的蒙森已出版文章目錄共920篇。蒙森最重要的學術貢獻之一是編輯《拉丁銘文集》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1867—1959年）；雖然有許多淵博的學者相助，這仍是一項海格立斯式的重任，因為十五冊之中不但冊冊有蒙森的文章，而且全集的組編乃是他特殊的成就。蒙森，這位在學術界屹立不倒的英雄，在羅馬法、銘文、錢幣學、羅馬編年史與羅馬通史方麵都有原創性研究。即使對他抱有成見的評論家都承認他在伊比吉亞（Iapygia）的銘文上，在阿庇亞·凱卡斯（Appius Caecus）的片簡上，在迦太基的農業上有同樣的權威。有教養的讀者之認識他則主要是透過他的《羅馬史》（Romische Geschichte．18541855年，1885年），這是一部裏程碑式的著作，而瑞典學院之所以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蒙森，主要是因為這部著作。
這部著作於1854年開始出版，到目前為止，第四冊尚未問世，但1885年則先出版了第五冊，這是對羅馬帝國治下的各行省的傑出描述，由於這段時期離現代不遠，因之其中的許多描述都可以作為當代的借鑒，而可以跟諾貝爾章程中指陳的現象相比照，因而使各位對全書的評估可以有一個起點。蒙森這部業已譯成許多外文的著作，既有徹底而廣包性的學術價值，又有生動有力的文學風格。蒙森結合了豐富的資料與精確的判斷、嚴格的方法與年輕的活力，而又以藝術的形式將它呈現出來，這是惟一能使描述具有生命與具體感的方式。他懂得如何分別麥子與糠皮；而他淵博的知識與組織能力之可佩，正不亞於他的直覺想象力，不亞於他將細心研究過的資料以活生生的畫麵呈現的力量。他的直覺能力與創作能力將史學家與詩人之間的鴻溝填平了。在《羅馬史》第五冊，蒙森曾說，想象力不僅是詩歌之母，也是史學之母，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他其實已經感覺到其問的關係。真的，兩者的相似非常大。蘭克（Ranke）的客觀態度相似於歌德的偉大沉靜，而英格蘭把馬考雷（Macaulay）葬於西敏寺的詩人之隅乃是正確的。
蒙森用簡略的幾筆就勾勒出羅馬人民的性格，顯示出羅馬人對國家的服從如何跟兒子對父親的服從有關。他以傑出的技巧展開了羅馬發展史的畫布。從最初的蕞爾小族至君臨世界的大帝國。他描述了隨著帝國的成長，陳舊而頑固的體製已經如何不再能適於新的任務；“公民議事集會”的主權如何漸漸變成了一個虛有其名的東西，隻偶爾被政治煽動家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元老院早先如何盡心盡力注意公共事務，但這衰老的貴族寡頭政治一旦履行了義務之後，又如何未能符合國家對它的新要求；而不愛國的資本主義又如何經常在政治的投機行為中濫用其力量：自由農民的消失又如何導致整個共和國的災變。
蒙森也向我們論證執政官的經常更換如何阻礙了戰事的一致性，因而使羅馬人終於把軍事指揮官的任期延長；而同時，將軍們又如何日漸獨立，凱撒主義如何變為必需，其原因甚多，但最重要者則為缺乏可以跟實際帝國相配合的製度；而絕對專製在許多情況下又如何比寡頭統治造成的困難較少。在這位史學家不容情的眼前，虛假的光輝消失了，麥子與糠皮分了出來，而蒙森像他所讚揚的凱撒一樣，具有清明的眼光，可以看出實際的需要，可以免於幻象的蒙蔽。
有不少的評論家對蒙森的《羅馬史》提出批評，他們的批評或許並非完全不當。他們認為蒙森有時被他的天才牽著走，做下主觀的、強烈的判斷，尤其是對那些擁護垂死的自由的人士，反對凱撒的人士，以及在艱苦的時期於兩派之間搖擺的人士。有些人批評蒙森，他在天才破壞法律的時候，仍對天才表示讚許，他曾說，在曆史中並無所謂叛國罪，造反者可以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然而，我們卻必須強調，蒙森從沒有推崇過赤裸的暴力，而隻推崇為國家崇高的目標效勞的力量；我們也必須記得他言之鑿鑿的信念，“推崇被邪惡的精神所敗壞的事物，乃是對曆史精神的罪惡”。也有人批評蒙森有時用跟古代狀況並不十分相合的現代用語來指陳古代人物與現象，但這寧可說是蒙森博學的結果，而不是出自他的想象。若說它在陳述方麵增加了太多的色彩，則它同樣也增加了新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