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最大的城市沈陽，矗立著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築物，叫做殘曆碑。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開的台曆，花崗岩碑體被雕刻成彈痕累累的造型。那上麵的時間，永遠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在這個日期的旁邊，有一段短促卻足以觸動國人神經的文字：“夜十時許，日軍自爆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遂攻占北大營。我東北軍將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國難降臨，人民奮起抗爭。”十多年來，每逢9月18日的夜晚，沈陽的上空便會響起3分鍾連續而尖利的汽笛警報聲。
無疑，人們希望用這種方式永遠地記住九一八事變。可是，是否我們已經忘卻了些什麼，尤其是關於那段曆史的背景和事變本身的某些重要細節？
細節就那麼重要麼？是的，沒有細節的曆史就如同聽不到心跳的標本，任何宏大的曆史敘事都存在於細節之中。曆史不是潑墨大寫意，而是工筆畫，隻有鮮活的細部，才能構成趣味盎然的整體。
我們或許回避不了這樣的問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還能夠像殘曆碑那樣把那個日子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中嗎？我們還能夠真切地找尋到那段曆史與今天的血肉聯係嗎？
讓我們一起把思緒拉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北。
所謂滿蒙者，……廣袤七萬四千方裏，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故曆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段話出自著名的《田中奏折》，反映了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我們不必糾纏於這個神秘文件的真偽，從那個年代及之後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處心積慮的侵略和掠奪，完全可以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既定國策的產物。可是，說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具體背景，情況卻要複雜得多。簡單說，它是日本內部三股政治力量在一致認同其大陸政策的前提下，又出於不同的政治考慮和利益訴求而角力的結果。
積極籌劃和推動事變爆發的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他們把日本的政治高層和軍事高層，看作是老朽腐敗的官僚，認為隻有迅速在中國東北動武，變滿蒙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才能在大國角逐的國際格局中居於有利地位。關東軍是日本在中國的占領軍，通過武力贏得帝國更大的在華利益，“天然地”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上至司令官，下至基層聯隊長，都是事變的積極支持者。
限製甚至反對關東軍的“激進”態勢的，主要是日本內閣。與“不管不顧”的軍人不同，他們有更深遠、更講求調子的政策圖謀和行動路線圖，也更關注其他列強的反應。其策略，是要把對中國“親善”的政治秀做足，從而在“不得已”對中國動武時，能夠得到列強的諒解。事變的爆發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但日本政府既無力量也無決心管束“不聽從命令”的軍隊，隻能不情願地跟在帝國軍人的身後亦步亦趨。第三種力量是以陸相和陸軍參謀總長為核心的陸軍中央部，它的態度是最曖昧的。作為陸軍的中樞，他們既要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又不能不顧及到海外駐軍的要求和利益，軍人的本能也告訴他們自己，隻有在戰爭中軍隊才會成為國家的柱石。所以，事變爆發前，他們優化了關東軍的軍事配備；事變爆發後，他們又以明抑實揚的方式，為日軍軍事行動的節節升級開綠燈。
考察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後中國的情形，情況似乎簡單得多——國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主要的責任人是蔣介石以及嚴格執行其政策的張學良。這實際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答案。避免與日本開戰，這不但是蔣、張的主張，也是國民政府中的主流意見，甚至像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陳寅恪之類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也持這樣的觀點。一位專家在仔細討論了當時中日雙方陸軍的武器裝備和人員素質後，結論是如果兩國正式開戰，中國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軍隊數量，才可能與日軍相抗。當時，蔣介石剛剛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可實際的情況卻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激戰正酣；國民黨內部鬥爭激化，不但導致出現了兩個並立的國民政府，雙方還兵戎相見；地方勢力依然強大，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央政府叫板；羸弱的中國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災的打擊……總之，當時中國似乎不具備與日本在戰場上一見高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