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川大學讀博期間，在導師張誌烈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該論文在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受到了博士論文答辯評審委員莫礪鋒教授、鄭傑文教授、孟慶樞教授、項楚教授、周裕鍇教授、龍晦教授等專家的好評。同時，諸位先生對論文中的一些不足也給予了熱心的指正。
承蒙項楚教授、周裕鍇教授及恩師張誌烈先生的大力推薦，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被列入了四川大學“211”工程“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的出版計劃，並於2001年11月出版。該書出版後，受到學術界有關專家的好評，獲得了“四川大學2002年度優秀博士學位論文鼓勵獎”。中國的《廣西大學學報》2003年4期和日本的《中國古典研究》第四十七號（2002年12月出版）等也專門給予介紹和評論。
中日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唐代衹是開頭，而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寫作也僅僅是個開頭，宋元明清時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以及近代日本對中國在各方麵的影響還有許多問題及現象都是值得研究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便有了作博士後研究的打算。
南京是中國著名的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人傑地靈，文化底蘊深厚。南京師範大學是人才輩出的百年名校。我對南京和南京師範大學嚮往已久，兩年前終於獲得了寶貴的機會——進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後流動工作站進行工作和學習，從而使自己的人生中增加了一段難忘的經歷。
進入博士後流動工作站之後，我便打算在博士論文《論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寫作基礎上繼續寫《論宋元明清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的論文。但是，宋元明清文化與唐代文化又有所不同。唐代文化對日本文化的輸出是一種主流輸出，而宋元明清文化在向日本輸出的同時，日本文化也開始向中國進行文化逆輸出，並且這種逆輸出所佔的比重越到後來越大。到了近代，日本在許多地方已超越了中國，其中值得研究的東西是非常非常多的。由於時間有限，要想做完這個課題存在著一定的難度。當我把這個想法告訴指導教師董誌翹先生時，獲得了董先生的大力支持。作國內外知名學者和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特聘教授，董先生的學術著眼點很高，他建議我把宋元明清與日本文化的關係分成兩段來做，這樣既可以突出重點，又能在兩年的時間內做完。兩年來，董先生以嚴謹的學風、深厚的學養和豐富的治學經驗，對我言傳身教，在研究課題的選定、具體展開和寫作中都給予了悉心指導，使我獲益匪淺。董先生還與黃徵先生推薦我申報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由於兩位先生的大力推薦，加之選題得當，所申報的研究課題在第一次申報時，便獲得了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的立項資助（中博基\[2001\]1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