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母題的載體，是漢語漢字。
作為當今世界上操持人數最多的漢語漢字，其字數之多、詞彙量之大，居全球之首。盡管漢語漢字是目前人類千百種語言文字中的一種，但它卻是現存唯一的曆史最悠久的表意文字係統，幾乎每一個漢字都可以成為一個象征性符號，具有布萊希特所謂的“陌生化”效果。漢語漢字更能對接曆史，更體現了中華民族特色的文化詩學和悟性詩學。
“我學習把漢字釘入鞋底走路”①①章平：《章平詩選》第68頁，原鄉出版社（澳大利亞）2004年8月版。，這是比利時華裔作家章平在《漂泊海外見到國旗》一詩的章句，道出了漂泊途中言也母語、行也母語的文化姿態。章平自稱擁有了漢字，“我是自己的國王”——
流亡找啥個陸判？玲瓏心給玲瓏人
不要太多聰明，隻要活個沒有羈絆
或者裝裝醉兒，數鬆子，來把結它
笨就笨點，不必灑脫，慢慢兒彈
管他洗不洗得心頭塵緣
呼墨子，喚老子，有空過來下下棋
管他對不對路，隔不隔朝，斷不斷代
過罷高人癮，管他窗外今夕何年
憔悴讓給別人，獨咱紅光滿麵
有事沒事，每天笑笑，年年健康
說：咱是自己的中國，咱是自己的國王①①章平：《章平詩選》第52頁，原鄉出版社（澳大利亞）2004年8月版。
此詩算不得上乘。然而，在“自白”和“口語”式的表達裏，那“玲瓏心”、“裝醉兒”、“數鬆子”、“洗得心頭塵緣”、“墨子”、“老子”、“高人癮”、“今夕何年”、“紅光滿麵”等等詞語、句式，絕對是“中華性”之特有，是民族民間的智慧與瀟灑，是語言學上“所指”與“能指”的包容。
德裏達和羅蘭·巴特僅僅從語音的角度就認定中文是沒有能指的語言，此乃大謬。殊不知，漢字以象為本，是一種具有鮮明感性特征的視覺符號、語言符號、生命符號。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種：埃及的圖畫文字，蘇馬利亞和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還有就是中國的象形文字。如今，前兩種文字都拚音化了，唯獨漢字作為形聲互動的符號和顯示感性信息的語碼，不僅存活至今，還為詩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從古到今，漢語所具有的多義、彈性、隱喻、佯謬、張力乃至以音係聯、諧音遊戲等等，都顯示了語言的非凡魔力。像“鳥”字，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聽而聞聲，栩栩如生，包含了一種邏輯關係，一種美的畫麵。反觀拚音文字、枯燥抽象的“NIAO”，與之就沒有什麼可比性，更不要說“鳥”還可以衍生出各種各樣的鳥了。
在漢語文學表述上，“字之多義”足資傳送“情至多緒”，也很難用西方人的實證法可以尋辨文理。例如“斷腸”一語，是西醫用手術刀切斷了大腸、小腸或直腸麼？顯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斷腸兮思愔愔”，“斷腸”是極言其悲傷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銀瓶》中，“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斷腸”成了倏忽間的一陣歡喜；在李白的《清平樂》中，“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斷腸”傳達的是因香豔而銷魂的感性迷狂；而在馬致遠的《天淨沙》中，“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那愁腸寸斷之人，浪跡天涯更思鄉，一語“斷腸”而盡得風流；現代口語“一寸斷腸千萬結”，用山西民歌“難活不過人想人”去回應，道出了親朋好友之間的心理連結。大量豐采的各地區的民間語言資源，更證明了“有限”的漢語能指“無限”的意緒。況且，外來語言進入漢語以後，漢語對其有強大的改造功能和靈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橋”、“翡冷翠”、“粉絲”等等）。反觀西方人（有些還被稱為“漢學家”“翻譯家”）所譯的中國文字，如把孔子的核心觀念稱作“陰陽”、“男女不平等”，把“數風流人物”硬譯為“計算一下花花公子有多少”，把“黃洋界上炮聲隆”直譯為“黃色的海洋的邊界響起隆隆的炮聲”，把“登堂入室”誤譯為“踏上禮堂再進入夫人的閨房”，等等，等等，豈不讓人啼笑皆非？中國詩文自有其語言的魅力，有其自在的、詩性的話語係統，簡直的、粗暴的外移，隻能導致情性的破壞。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異域，那些用漢語華文從事寫作的一代作家，他（她）們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源，他（她）們的文化基石，命定地置於中華文化的深層環境，呼吸、吐納在使自己頭腦和思維獲得發散性的最好溫床——漢語漢字，其中年長一些的，似乎都能從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歌的長廊裏穿越而來。
旅美的木心（祖籍中國浙江），自稱是“從長曆史的中國來到短曆史的美國”，心中懷著一部木版本的文化鄉愁之離騷經。“我雖然在這裏，但並不屬於這裏”。不是說美國沒有花香鳥嗚，而是叫不出名字，聽不清語音，“看著聽著，不知其名，便有一種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尷尬相，所以在異國異域，我不知笨了多少！……哪天回中國，大半草木我都能直呼其名，如今知道能這樣也是很愉快的”①①木心：《哥倫比亞的倒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版。。於是，從他的係列散文中，我們讀到了古色古香，讀到了“茱萸”，讀到了“九月初九”，讀到了“山東兄弟”，讀到了高雅的“上海”，滿紙氤氳著根源性的苦惱，卻也是古樸而華貴的人與自然的駢儷文，是“中華心”無意識地擴展到移居以後所經曆的文化差異上的感悟。同樣，在聶華苓的小說《桑青與桃紅》中，第三部寫到桑青一家人逃避警察追蹤，躲在台北一閣樓裏，用的語言絕對是精約、簡潔而又飽滿的漢語特色，誠如作者自述，“閣樓裏的語言是：一字，一句，簡單，扼要，張力強，甚至連標點符號也成為一律的句點了——那是恐懼的語言。”①①聶華苓：《浪子的悲歌》，見《桑青與桃紅》第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如此書寫，也是由中國古典小說語言的“節製”化育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