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裏，我追尋著你
一
還很小的時候，我就跟隨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這本書裏將屢屢提到的溫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圓柱，非常醒目。小時聽教堂裏的老人說，大柱子是從英國運來的。於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國人將這些高達十餘米的木頭不遠萬裏運到小城溫州？
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那時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溫州日報》做副刊編輯，因工作的關係獲知溫州市圖書館善本書庫裏有兩本外國傳教士撰寫的回憶錄。因是英文寫的，鮮有人知道書裏到底記錄了什麼。一九九九年年底，為迎接新世紀的到來，報社組織“百年溫州”專版，我與攝影記者專程去圖書館借出這兩本回憶錄，並翻拍了其中幾張照片。這兩書的作者就是蘇慧廉夫婦，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蘇慧廉的名字。我當時想，是不是就是他，把六根黑色的圓柱運到溫州？
世紀之交，老城市、老照片風靡一時。在新千年的第一年，我與同年分配到報社的同事金丹霞有了合作撰寫《老溫州》的想法。老溫州就從傳教士寫起吧，我提出了這個想法。於是，我們一起去采訪老牧師及基督教曆史的研究者。那時溫州師範學院的莫法有教授剛在香港出版了《溫州基督教史》，在他家書房裏，他甚驚訝，怎麼還有來自黨報的年輕人，對這段諱莫如深的曆史感興趣。當然，也就是在那天，我對蘇慧廉有了點粗淺的了解。
合作《老溫州》，我把自己定位在動動嘴皮子的策劃角色上，而要求金丹霞擔綱全部的寫作重任。她終於不堪重負，在僅寫出兩三節後便宣告這個“偉大”策劃的夭折。之後沒幾個月，我也離開報社，“下海”折騰去了。
商海洶湧，唯利是圖。但逢周日，還會被母親提醒去城西堂禮拜。坐在熟悉的聖殿裏，看見這幾根黑色的柱子，便會想起蘇慧廉，覺得我似乎可以做點什麼。
隨後的幾年，在忙碌的商餘，也斷斷續續收集些有關蘇慧廉的資料，不過，溫州曆史對他的記錄實在吝嗇。中間也曾慫恿剛退休賦閑的杭州姑媽，將這兩本回憶錄全文譯出。她對曆史有興趣，又有美國工作的經曆。但經幾天思考後，她終還是沒聽從我的“忽悠”。
二〇〇七年春的一個下午，太太開車，我們一起去溫哥華附近的衛星城烈治文（Richmond）吃飯。當時我們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我也“主動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正在謀劃如何麵對“退居二線”後的生活。
“我想寫蘇慧廉。”看著車窗外飛馳向後的大橋欄杆，我向太太吐露了醞釀已久的想法。沒想到，我這“不務正業”的想法馬上得到她的首肯。她說，你還有別人不具備的條件——吃飽了沒事幹。
這次我終於決定不再慫恿、“忽悠”別人了。
事非經過不知難，一開工我就知道難處了。首先是資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當的稀缺。我去過溫州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也走訪過從事地方史、教會史研究的人，所有當時溫州能找到的材料，連一篇蘇慧廉的簡曆都拚湊不全。我後來查Google，不論中文還是英文，也都隻有短短的幾百字，大多還是重複溫州媒體抄來抄去的報道。而關於他離開溫州後的行蹤，更是付諸闕如。
但即便是這樣，我還是開始了。所幸家在UBC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簡稱UBC）附近，於是一頭紮進了該校圖書館。加拿大曾是英聯邦成員，該校圖書館英國文獻尤為宏富。報章雜誌、年鑒索引、公文檔案，應有盡有，並免費開放。西人的曆史向人民敞開。
除了UBC大學圖書館，我後來還去過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台北胡適紀念館、台灣大學圖書館等。在北美哈佛、康奈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我也查閱過資料。英國循道公會還授權我查閱目前存放在倫敦大學圖書館的教會檔案。我的英語屬“硬讀”（硬著頭皮讀）水平，但憑著當年考托福、雅思時訓練的閱讀能力，我吃力地在世界各地打撈被中國有意無意遺忘的曆史。當然，也是因著語言能力的局限，在原始材料的涉獵上，還留有很多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