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的衰亂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衰亂的時代。自魏開國迄於隋統一中國（魏文帝黃初元年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二二○年至五八九年），將近四百年，中國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中間雖有西晉數十年的統一，而曆時十六年（二九一年至三○六年）的八王之亂，是骨肉間極為殘酷的戰爭；晉懷帝永嘉五年（三一一年）所發生的永嘉之亂，更掀起宇宙間的腥風血雨。自此以後，五胡亂華，大禍來臨，匈奴、羯、鮮卑、氐、羌等外族，如暴風驟至。文化重心的北方，盡為胡人盤踞，晉室南渡，南北對峙的局勢形成。南方的晉，百年之間，苟延殘喘，委靡不振。北方的胡族，在此期間，建立了十六個以上的國家，各據一方，爭戰不已。到北魏統一北方（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四三九年），北方由分而合。南方的晉，則為劉宋所替代（宋武帝永初元年，四二○年）。劉宋以後，曆齊、梁而至於陳，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四二○年至五八八年），政權迭代，如蓬從風。北方統一百年（四三九年至五三四年），繼亦分裂，魏分東、西，旋轉為北齊、北周。當此之時，中國曆史的演變，令人目為之眩。說這是一個衰亂的時代，應是符合史實。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複行人。”“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裏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豁。”“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鴟張於萬裏。”“宗廟焚為灰燼，千裏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辟，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漢末董卓之亂，已使天下喪殘，白骨盈積。永嘉之亂後，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裏無煙，這確是天地開辟以來，空前未有的大亂。加上統治北方的胡人，極為殘酷，君主肆威於上，人人自危。如“後魏起北方，專以刑殺為政令。自猗盧為代王，即嚴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令得罪。凡後期者，舉部戮之。或有宗室相攜，悉赴死所，或問所往，曰：‘當就誅戮。’其威嚴如此。道武帝以秦王觚使於燕，為所害，及克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挫殺之。其討劉衛辰，收其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戮死。末年，每朝臣至前，追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以顏色動變，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動乖節，或以言詞失措，皆以為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舉部戮之，無少長盡戮死，顏色動變，喘息不調，行動乖節，言詞失措，即疑其懷惡在心，而手自毆擊之，其專以刑殺為政令如此，這真是一個大亂的時代了！
第二節 史學的極盛
魏晉南北朝雖是一個衰亂的時代，卻是一個史學極盛的時代。當時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隱逸之士，多熱衷於寫史；馳名的史學家，如陳壽、袁宏、魚豢、華嶠、譙周、司馬彪、王隱、幹寶、孫盛、範曄、裴鬆之、臧榮緒、沈約、蕭子顯、裴子野、魏收、崔鴻，前後相望；寫成的史書，數量之多，卷帙之富，難有另外一個時代能與之相比擬；史書的體裁，競出新奇，有正史，有古史，有雜史，有霸史，有起居注，有舊事，有職官，有儀注，有刑法，有雜傳，有地理，有譜係，有簿錄。以史書之多一項而言，唐初修成的《隋書·經籍誌》，著錄存在於唐初的史部書，共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加上唐初已經亡佚的史書，共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這真是洋洋大觀了。可是實際上絕不止於此數，僅就雜傳而論，清人姚振宗就補出書目二百五十一種之多。雜傳如此，其他可知。如與從殷商到漢末一千八百年間所寫成的史書約二百部的情況相比較，更顯出此一時期出產史書的豐盛。當時寫後漢史者二十九家，寫三國史者十九家，寫晉史者十八家，寫十六國史者三十一家，寫南朝史者三十九家，寫北朝史者十八家。寫斷代史者風起雲湧如此，無怪史書的出產，多如過江之鯽了。
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山林隱逸之士，多熱衷於寫史，是魏晉南北朝時代史學極盛的另一麵貌。魏文帝曹丕以帝王之尊，崇獎著述，撰寫曆史，開創了前所未有的風氣。他於《典論自序》雲：“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曆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其一生醉心於典籍可見。肯定“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他最卓越的見解。所以他感慨“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而毅然“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所著《列異傳》（三卷，已佚，著錄於《隋書·經籍誌》），是他的曆史作品。其子魏明帝撰寫的《海內先賢傳》，自係受其遺風的影響。（以帝王而首先寫史者，是漢明帝，他曾寫世祖紀，漢章帝繼寫顯宗紀。）
聞魏文帝之風而興起者，是梁武帝蕭衍。史稱梁武帝“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製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圭、二係、文言、序卦等義，《樂禮義》，《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其中所稱“撰《通史》六百卷”，自是他命令史學家吳均所撰寫的，然此書中的讚序，則出於其親手所寫，這已是極為難能可貴了。其第三子簡文帝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其第七子元帝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而其長子昭明太子蕭統則是千古閃耀的文選學家。觀簡文帝雲：“鋪究前史，吊古傷今”，“校覆忠賢，榷揚文史”，可知其醉心曆史。觀昭明太子與人書雲：“吾靜然終日，披古為事，泛觀六籍，雜玩文史，見孝友忠烈之跡，睹治亂驕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師益友，森然在目，嘉言誠至，無俟旁求”，可知他也在曆史中過生活。帝王之家如此，千古美事，孰過於此？
帝王熱衷寫史，其風自播及全國上下。以文章豔麗享盛譽的曹植，也有寫史的念頭。他與友人書雲：“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誌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以今日之論乎？”不能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則采庶官之實錄，以成一家之言，位為蕃侯之人能如此，可以說明這一個時代的人寫史意識的濃厚。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以“遊山澤，觀魚鳥”為樂，以“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為誌願，但是他也寫了三卷聖賢高士傳讚，以敘聖賢之風。最為恬淡的陶潛，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嚐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如此生活，《隋書·經籍誌》上著錄了他的十卷《搜神後記》；他於存留至今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一文中則雲：“謹按采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雲爾”，其寫史態度的謹慎，又盡現於字裏行間了。被列入文學傳的崔慰祖，著《海岱誌》，起齊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寫成一半，臨終時與其從弟緯書雲：“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誌》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書未寫成，囑親人續寫，並寄望後世知其素業，其寄情寫史之深，千百年後，猶可想見。
不是以史學馳名的人物，其寫史的熱忱與誌願如此，畢生以寫史為矢誌的史學家，其醉心的程度，不言可喻。寫《宋書》的沈約於《郊居賦》雲：“傷餘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非異軫而同歸，權殊方而並失，時複托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一”，不寫曆史，長太息以外，又羞愧無窮，史學家的心態，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了！
史學範圍的擴大，各種史學體裁的出現，以及馳名史學家所寫史書的卓越不群，尤盡現此一時期史學的極盛，其詳留待另立新章闡述。
第三節 史學極盛的原因
衰亂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為什麼史學極盛呢？這是有待深究的大問題。以世變與憂患來解釋，是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曆史的發展，有其彈性及其複雜性，唯一的決定曆史的因素，實難存在，多種的因素，是存在的。“曆史原動力複雜，千頭萬緒”；“因果關係就像流通的鈔票一樣，紛紜龐雜”。西方史學家的論見，值得深省。下麵嚐試從各方麵來探討。
（一）社會環境的刺激與學術昌盛的相應
史學的發展，有內在成長的因素，也受外來的刺激。當社會環境變動的時候，史學往往隨之而趨新，而演進。“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史學隨憂患而來，憂患時代，是史學的黃金時代。”以世變與憂患解釋此一時代史學的極盛，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大凡在社會環境變幻不測之時，人心受刺激，敏感的史學家，於是研究的興趣激起，而簇新的史學借之出現。寫族譜的風氣盛行，與世族階級的形成，息息相關；名士的清節，人物的言行，左右社會，傳記的體裁，自然翻新；南北對峙，政權迭代，正統的史學思想，不期然如雨後春筍般萌芽。凡此，都說明此一時代史學之盛，深受社會環境變動的影響。“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守常，博達之士，湣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隋書》上的這一段話，透露了其中消息。
不過，社會環境的變動，須有限度。如果長時期“千裏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史學是怎麼也發展不起來的。安定富裕的江南，經過侯景之亂以後，“千裏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長此下去，江南又怎能出現輝煌的史學呢？史學有其富貴性，其成績呈現，需要一批很有學養的人，在比較安定繁榮的環境下，潛心從事。同時，其他學術的簇擁襯托，極為重要。在衰亂的魏晉南北朝四百年中，安定繁榮的時間，仍超過極亂的時間。大風暴往往數年或十數年就過去了，接下來的是升平景象。以江南來講，五胡亂華以後，潮湧到江南的，世族以外，包括世族的戚誼、賓客、奴仆、耕農及其鄰裏鄉黨，也有農村自行組合的避難人群，這是集體的大播遷。他們在江南安居後，將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及工藝技能投入新天地，於是農、工、商業發達，一片繁榮。位居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建康，人口超過了一百萬，珍品奇寶薈萃，世冑豪門的深宅大院，莫不雕梁畫棟，童仆成群。這是極度升平的景象。到南北朝時代，江南繼續繁榮。梁代的世族，穿著寬衣大帶，頭戴大冠，腳穿高跟鞋，香料熏衣，剃麵抹粉塗胭脂；出則乘車，入則扶持。後人以“六朝金粉”來形容這一個時代，是沒有什麼誇大的。宋書曾盛稱江南雲：“江南之為國盛矣。……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這是敘述自東晉初年至劉宋大明末年約一百六十五年間（東晉元帝建武元年至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三一七年至四六四年）江南富庶、太平的盛況。隋書則稱江南的宣城、毗陵、吳郡、餘杭、東陽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又稱南郡、襄陽郡，自晉室南渡後，“皆為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通典記載揚州則雲：“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五胡亂華後，江南的開發、富庶、繁榮，為所有學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最好的社會環境。“稍尚禮義經籍”，“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文獻所述，近於實況。所以一直到唐中葉（《通典》作者杜佑的時代），在江南的揚州，“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這是空前的盛況。江南如此，為胡族所占據的北方，也非一直混亂。北魏統一後，北方廝殺動亂的時代，已經過去，複蘇的局麵，使學術臻於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