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的車輛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車輛的國家之一，相傳黃帝發明了車。但由於車是一種形製較為複雜的交通工具，所以在生產力低下的遠古時期，它的發明，不僅不可能是一人而為，而且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其創製之前，必然還有一段漫長的萌發與完善過程。由輪而來古人運送物品，最初主要靠背負肩扛或手提臂抱。進而采用繩曳法，即將繩子係在物品上用人力拉曳。但這種運輸方法，物體著地麵積大，因而磨擦阻力很大。為減少磨擦，後來利用樹枝為架，兩杈之間綁以橫木，橫木觸地，其上載物，即所謂橇載法。但是這種木橇隻適合在平滑的地麵上行進，如遇高低不平的路麵，雖奮力拉拽，然行進仍是困難。古人進而把圓木墊於木橇之下，借其滾動而移動木橇。這種圓木和木橇的結合，可以說是車的雛形。裝在木橇下的圓木可以視為一對裝在車軸上的最原始的特殊形式的“車輪”，其車軸的直徑恰好等於車輪的直徑，兩者是一個整體。由於圓木觸地麵積仍然較大，滾動時要以人作原動力，靠杠杆撬動，仍然很費力，於是人們便縮小車軸的直徑。最初的車輪和軸是固定的，軸與車轅之間有一個滑動槽，軸在滑槽中轉動，車輪就隨著車軸滾動。車輪是一對用圓木砍製成的沒有輻條的圓盤，後來為了使其不受圓木直徑大小的限製，改用木板拚接，這種圓盤式車輪在古代叫做“輇”，有了車輪，車的創製也就成為了可能。相傳夏代設有“車正”之職，專司車旅交通、車輛製造。
當時有一個名叫奚仲的人，就曾擔任過車正一職，在薛今山東滕縣為夏玉製造車輛，並根據乘坐者地位尊卑不同，生產等級各異的產品。由此推測，夏代的車輛已相當普及。檀車煌煌從甲骨文“車”的造型我們可看出，商朝的兩輪車已有一轅、一衡、兩軛、一輿。商代車的實物遺存，迄今已有數十輛之多，大都埋在專門挖鑿的車馬坑內，它們的形狀與象形字“車”所描繪的基本相同。從商代車馬坑中大都埋一車兩馬的情況來看，商代的車大多為兩馬駕轅，至商末周初始見四馬駕車。商代的車基本上具備了漢以前獨轅車結構的大致輪廓，其後一千多年裏，獨轅車雖多有改進和發展，但從總體結構上講，還沒有突破商代獨轅車的形製。周代的車較之商車在結構上有所改進，變直轅為曲轅，直衡改曲衡，增加了車輪的輻條數，在輿上加裝車蓋，另外在車馬的配件上也更加完備，增裝了許多商車上所沒有的零部件，為求堅固，許多關鍵部位都采用了青銅構件。周車以駕四馬最為常見，因此，“駟”被用作計數馬匹的單位，又因車馬相連，“駟”也是計數車輛的單位，而四馬加一車則被稱作“一乘”。先秦時期的車，總的說起來分為“小車”、“大車”兩大類。駕馬、車廂小的叫“小車”，也叫輕車或戎車，除供王公貴族出行遊獵代步以外，主要用於戰爭。駕牛、車廂大的稱“大車”，是一種平地運輸工具，隻用來拉些笨重東西而已。當時為了掠奪他國的人畜和土地，各諸侯之間經常發生爭戰。當時各國軍隊的主力是戰車兵，軍事編製以戰車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戰車。因此，擁有戰車的多寡，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強弱的標誌，有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君”之說。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以贏得戰爭勝利，各國都把先進的製車技術運用到戰車製造上，於是各類戰車應運而生。戰車按其用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指揮車，即主帥乘坐的旄車，因車尾豎有以旄牛尾為飾的旌旗標誌而得名，第二類為馳車，專門用於衝鋒陷陣、馳驅攻擊，第三類為用於設障、運輸的闕車、蘋車以及廣車。為了揮戈舞劍之便，戰車均無車蓋。每輛戰車立乘三名身著盔甲的兵士，一人專司駕車，稱“禦”，位居車中；一人位於車左側，稱“車左”、“甲首”，負責持弓射擊並指揮本戰車和隨行步兵的行動；一人位於車右，稱“戎右”，披甲執銳，直接與敵方廝殺格鬥。車戰時，旄車旌旗飄揚，每五輛戰車為一個基本作戰單位，先成一線，橫列排開，保持適當的間隔距離，在主將鳴金擊鼓的指揮下，或攻或守，與敵方展開大戰。
一時間車馬交錯、矛林箭雨、血肉橫飛，屈原曾寫詩形象地描繪了車戰那悲壯的一幕。戰車是屬於立乘，而用以坐乘的安車至今尚未有實物發現。年，陝西臨潼秦始皇陵西側的車馬坑出土了兩乘彩繪銅車，八匹銅馬，兩個禦車銅俑，其中一輛銅車標明為安車。車的形製仍為獨轅車，但車輿呈凸字形，分前後兩室，前室為禦宮駕車之處，後室乃為主人乘坐處。此車仿真車製造，車體富麗堂皇、華貴典雅，充分反映了二千多年前我國精湛的造車技藝。獨轅車在經曆了創始、完善、極盛幾個發展階段之後，在秦、西漢初期便逐漸衰落下來，隨著雙轅車的崛起，獨轅車終為歲月所湮沒。輕車木牛雙轅車出現於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晚期已相當普及，東漢以後便基本上取代了獨轅車，這一變化過程，從許多考古發現那裏得到了證實。雙轅車的結構，除轅變為兩根外，其他各部分與獨轅車基本相同。雙轅開始時仍為上揚曲身的形式，為防止車轅斷裂，往往在車轅中部到軛”，車句之間加縛兩根木杆，以加固車轅，後來逐漸演變為平直形式。雙轅車的出現，改變了獨轅車至少係駕二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單馬拉車成為可能，從而使我國的古代車由駟馬高車進入了單馬輕車的發展新階段。至漢朝，車輛已主要用來載人裝貨，而不再用以征戰了。根據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雙轅馬車又可細分為若幹種類。皇帝乘坐的馬車稱為“玉輅”，據《續漢書輿服誌》描寫，車上有“鸞鳥立衡”、“羽蓋華蚤”。高級官吏乘坐的是“軒車”，車輿兩側有用漆或加皮飾的席子作障蔽，人坐其內，隻能望見前後的景物，不能外窺兩旁的風光。貴族婦女乘坐一“輜”車，它適合於長途旅行，車上不僅可以運載行李，到了晚上還可以安臥休息。“軺車”是專供小吏乘坐的，車四麵空敞，坐在車內可以隨意極目遠眺。以上這些車，雖名稱不同，但實際上形製基本相似，有差別的隻是構件的質地、車馬飾的圖案、車蓋的大小和用料、車篷的形狀、用料以及駕車的馬匹數量不同而已。漢代交通發達，除乘人的馬車以外，載貨運輸的牛車數量也大量增加，不少富商大賈擁有成百上千輛的牛車。漢代的牛車與今大車略同。由於采用了直轅形式，所以支點較低，在平地上行車時遠比曲轅的馬車平穩安全。加上轅直，製作時便可選用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車轅的堅固性，而無須像馬車那樣附設加固杆。
漢以後，人們坐車不求快速，但求平穩，於是直轅的優點逐漸顯示出來，直轅車開始盛行，而曲轅車漸被淘汰。無論是乘人的馬車或載物的牛車，皆須在較寬敞的道路上行駛，而不適於在鄉村田野、崎嶇小路和丘陵起伏地區使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一種手推的獨輪車在當時的齊魯今山東和巴蜀地區今四川出現。獨輪車的結構極為簡單：兩個把手前置一輪，把手間以橫木連接，形成一個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輪兩側有立架護輪，行車靈活輕便，一般隻需一人推動即可，也可以加一人在前麵拉。在狹窄之路上運行，其運輸量比人力負荷、畜力馱載大過數倍。相傳三國時蜀相諸葛亮發明了“木牛流馬”，以運輸糧草。“木牛流馬”是從漢代的獨輪車改製而成的。“木牛”即指獨輪車，不用牛拉也能行車，好似一頭不吃草的牛，“流馬”意即獨輪轉動靈便，運行輕快，如同一匹急馳的奔馬。獨輪車是我國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項重大發明，它以自身經濟而實用的長處，曆兩千餘年而未絕跡，至今在我國一些山區或邊遠鄉村中，各式各樣的獨輪車仍在使用，盡管它們的名稱各異，但形製卻相差無幾，都淵源於漢代的獨輪車。漢代乘坐馬車，要受許多所謂“乘車之容”條規的限製，不能隨心所欲，於是漢代以後興盛起來的士族階層逐漸把喜好轉向牛車。牛車行車緩慢平穩，且車廂寬敞高大，隻需稍加改裝，在車廂上裝棚施幔，車廂內鋪席設幾，便可任意坐臥，所以魏晉以後乘坐牛車成為一種時髦的風尚。及至南北朝時，牛車更是日益風行，各種設施齊備、裝飾精美的高級牛車不斷出現，滿朝士大夫竟沒有人再乘坐馬車。乘牛車之風習，直至隋唐五代也鮮有變化。宋人外出或騎馬或乘轎，極少乘車，因此宋代的造車業便主要以製造載貨的運輸車為主，“太平車”、“平頭車”即是兩種主要的運輸車。太平車適用於短途運輸，它的行進方式與以前的車不同，它由人駕轅，兩頭或四頭健壯的騾子拉車，車速很是緩慢。平頭車適用於長途運輸，車身比太平車略小，兩輪前出長木作轅，木梢橫一木，以獨牛駕轅，前麵有三至四頭牛拉車，車夫在一旁牽牛鼻繩。平頭車車身高大，車廂上加拱形卷篷，以防長途跋涉時貨物遭日曬雨淋。自兩宋開始，乘轎之風漸興，統治者畏懼乘車之顛簸，而醉心於坐轎之舒適，出行但求平穩，不求快速。由於兩宋對造車業極不重視，致使我國造車技術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直到近代也沒有很大改觀。當西方已經出現轉向自如、軸輿間裝配有彈簧的豪華型馬車時，我國卻還在沿用自漢代以來就一直使用的雙轅雙輪車，曆代的車製除在車輿的形製和裝飾上有所變化外，其基本形製無大的改進。輿轎逾嶺輿轎是我國古代一種獨特的代步工具。
據《史記》記載，輿轎的雛形遠在夏朝就已出現。年，在河南固始縣侯古堆發掘的春秋戰國的古墓中出土了三乘木質輿轎，其中有一乘底座呈方形，頂蓋仿四麵起坡的房頂形式，轎身原應施圍帷幔，前開小門，供乘者出入。轎杆捆綁在底座邊框上，這和後來轎杆固定於轎身中部的形製不同，可以說它是以後各式肩輿宋代以前，輿轎多單稱“輿”，扛上肩的屬肩輿，用手抬的屬腰輿的濫觴。從該輿轎完備的結構可以推斷，春秋戰國時期製造輿轎的技術已相當成熟。而在它以前，必然還有著一段孕育完善的過程。“輿轎”一詞出現在漢代。從先秦到兩晉時期，統治階級主要是乘車外出。雖說當時輿轎還不流行，但是皇室貴族的一部分人還是越來越喜歡用轎子的。晉朝顧愷之在其所畫的“女史箴圖”中，就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成帝與班婕妤同坐一乘肩輿的情景。如果從地區來看，則在南方交通不便的山區中，轎子的普及較北方平原為快。魏晉南北朝時期，輿轎的形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出現了“八扛輿”、“平肩輿”、“板輿”等形式。盛唐之世，輿轎的種類更多。皇帝所乘稱謂之“步輦”，王公大臣所乘謂為“步輿”，婦女所乘，則稱“簷子”，又作“擔子”。它們與前期的不同之處在於，轎夫以襻帶係掛杠端，掛於肩頭，雙手下垂提杠而行，輿轎高則齊腰，不上肩，很像推獨輪車狀。因上肩的平肩輿重心較高，乘坐者盤坐其上，很不安全，入唐以後均改為這種手抬的形式，因此唐代的各種輿轎又可統稱為“腰輿”，以有別於前期的各式“肩輿”。唐閻立本所畫“步輦圖”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皇帝乘坐步輦的形象。時至宋代，始有“轎子”一詞，並一直沿用至今。宋代古代家具的根本性變革，引起了許多生活用具的變化，轎子也不例外。此時的轎子已改為全遮式，轎身呈立體長方形。用蔑席圍遮，盔帽式頂蓋，四角上翹。左右開窗，門扉施簾。轎內放置高腳椅座，乘轎者改席地而坐為垂足而坐。由於轎身增高，重心上升，過去將轎杠捆綁於轎底部的做法已不適用。這時轎杠皆固定於轎身中部，既保持重心穩定，又便於轎夫起放。這種新形製的轎子較以前的各式“肩輿”或“腰輿”，要舒適穩當得多。從宋自近代，轎子基本上保持了這種固定形製。宋代乘轎人已不限於王親貴族，許多平民庶人，富商大賈也乘坐轎子，從而使抬轎謀生成為三百六十行之一。及至明朝，轎子又有“顯轎”與“暖轎”之分。顯轎也叫“涼轎”，民間則稱為“山轎”。其形式就是一把大靠椅，兩旁紮有竹杠，椅下設有腳踏板，不施帷幔，多與華蓋羅傘配用，類似四川山區流行的“滑竿”。暖轎也是一種兩人肩抬而行的轎子，盔帽式頂蓋略呈四麵坡形，四周不上翹，頂尖飾寶瓶。清朝的典章製度繁縟而森嚴，即便乘轎也不例外。什麼人乘什麼轎，何種場合乘何種轎都有嚴格規定，決不能夠違反。致使轎的種類奇多，單就皇帝乘坐的轎子而言，就有禮輿、步輿、輕步輿和便輿四種，而便輿又有顯轎、暖轎之別。自南宋起，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迎親嫁娶，也乘坐轎子。這類轎子俗稱“彩轎”、“喜轎”、“花轎”或“彩亭”。這種花轎初時比較簡樸，僅用藍色綢布作轎帷，四周架懸桃紅彩球。以後日趨華麗，除用大紅織錦作轎帷以外，轎的前後左右還各加小鏡，轎頂也懸綴小鏡數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