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齡的遠見與執著
【標簽】山西票業 高峰 分歧 時勢變化 銀行
從開中納鹽的鹽商到北上販茶的貿易商人，再到“彙通天下”的票號，晉商的輝煌延綿了500多年。持續時間之長，縱觀國內各大商幫，無與倫比。其發展曆程起承轉合，波瀾壯闊，堪稱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耐人尋味的商幫。
當山西票業還隻有日升昌一家時，雷履泰與毛鴻翽的分歧，充其量是事關日升昌及其東家的興衰。但在晚清，山西票業最具影響力的大掌櫃毛鴻瀚與職業經理人李宏齡的分歧，卻在事關山西票業曆史發展的最關鍵節點上，讓整個山西票業對未來失算，而毛鴻瀚對於屬下的芥蒂之嫌，也讓整個山西票號業因其心性而窮途末路。
晉商在明清時期稱雄商界500年，以清朝山西票商所達到的高峰為最。但一度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的晉商，卻在錯綜複雜的局勢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審時度勢失誤，以致接連錯失天賜良機，等到醒悟過來時，已為時過晚。
雷履泰從一開始就樹立了其在中國票號業至高無上的地位，盡管這種地位受到毛鴻翽的強有力的挑戰，但也不足以出其右。期間，時勢曾給予山西票號一個超越雷履泰的機會，但主導山西票號業的精英群體卻沒有培育出一塊承接這一角色誕生的思想土壤。
在這中間，有一位人物離超越雷履泰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遠。他叫李宏齡（1847~1918），是“蔚”字五聯號之一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他21歲進入蔚豐厚，先後擔任過蔚豐厚票號北京、上海、漢口等分莊經理。他是一個對事不對人甚至有點較真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遇事認真，而好直言”。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間嚐自省，亦知非處世良策，無奈至性勃發，不能自禁”。
但他不能控製的是時勢的變化和總部的無動於衷。1904年3月，清政府決定試辦戶部銀行，並頒布《試辦銀行章程》，戶部尚書鹿鍾霖邀請山西票號入股，並請山西票商出人組織銀行，為此還派人到山西票號北京分號挨家挨戶傳遞信息。
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多數經理讚成這種提議，但山西票號為財東賦權下的大掌櫃負責製，重大事項要經總號定奪，然而總號的回複竟是：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1904年8月16日和18日，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南洋官報》兩次登載了《勸設山西銀行說貼》。文章說，“銀行為各國財政之命脈”，“晉省富商從速變計，早立一日之新基則早辟數年之大業”，“但願晉省富商視創此銀行實為山西全省生計所關，如同辦理善舉，蓋辦成則全省數百年養命之源；不辦則數十年之內必東夥同歸於盡”，但這些希冀並沒有讓事情有所轉機。
與山西票商的被動相比，江浙商人尤其是寧波幫商人則積極主動地承攬了這檔子事。他們在上海乃至中國金融業的霸主地位也就是在此期間一步步醞釀而成。此前一年，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山西票號沒有理睬。
從1859年太平天國幹王洪仁玕成為第一個提出開辦銀行的中國人以後，容閎、鄭觀應、汪康年、依克唐阿、唐廷樞、李鴻章、馬建忠等洋務派人物，都曾建議或作過開辦銀行的努力。直到1897年，這件事才在盛宣懷手裏變成現實--中國通商銀行成立。
盛宣懷曾拚命挖山西票號熟手，他曾說“平遙有一巨手”，想聘請他來。即便此人不能來，他也決定要用有山西票號背景的人。為此，他委托熟人，願其“再費神代為切而求之”。
當時山西票號的掌櫃，都因東家給予的頂身股而身價不菲，他們的忠誠度很高。沒有更大的籌碼和平台，新式銀行想挖他們並不容易，所以當年袁世凱開辦銀行學堂時，選擇從山西招了60個票號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