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息收集和發布來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對於全球經濟信息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發布能力和水平較低，將會影響其在世界上的經濟話語權。世界許多國家的通訊社，同時也是大規模的經濟信息中心，它們發布集中、整理和加工的各種指數。這些重要的經濟信息和指數影響著全球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期貨市場，並成為許多國家製定經濟政策的風向標。中國在這些領域內的體係建設還十分薄弱，新華社、中新社等等，更多隻是傳統意義上的通訊社，而還沒有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各種經濟數據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發布中心。這樣一種狀況會導致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缺乏話語權，或話語權落入西方發達國家，在對外交流和交往中，發達國家無需或不需參考中國發布的信息來製定相關政策，但中國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其發布的信息來進行分析和決策，跟隨他們的政策，甚至受製於他們的信息引導和先行政策，這對於大國經濟博弈中的優勢地位形成極為不利。
從價格形成機製和定價話語權來看，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資金拆借中心等等，除了促成資本和商品的交易外，其最重要功能是撮合交易、發現價格、鎖定風險，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些機構坐落於何處，所在地國家就有了價格確定和引導權。我國已經形成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也在上海、大連和鄭州等地形成了各類商品交易所，初步建立了資本市場、糧食、鋼鐵、石油、黃金等股票、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交易中心，在資本、大宗商品和黃金等特殊商品的交易走向和價格製定方麵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話語權。
然而，中國在商品定價權特別是大宗商品定價權層麵，在規模、品種、影響力等方麵仍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各類重要交易所存在差距，競爭能力較弱。這種弱勢地位將影響到中國在鐵礦、石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進出口上的定價話語權，在國際貿易中處於不利地位。在國內經濟增長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都存在高依存度的情形下，國際原材料與中間產品價格上漲，以及中國產品銷售市場需求降低，都會越來越明顯地影響國內相關商品價格的起伏，因此導致輸入性通貨膨或通貨緊縮，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社會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
如何獲得大宗商品定價權或者增強應對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能力成為未來較長時期內中國必須麵臨的重要挑戰，要實現這個目標，必然涉及對當前大宗商品價格決定機製的探討。當前全球經濟減速的背景下，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持續高位震蕩，與供求麵不吻合，主要原因在於中東等地緣政治引發石油供給麵的擔憂，以及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續大幅流動性擴張引發的全球流動性增加。一方麵，地緣政治因素在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從經驗上看，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顯然是地緣政治帶來的經濟問題。當前地緣政治帶來的金融市場波動依然較大。盡管目前國際社會協調能力在加強，但不排除地緣政治惡化的負麵衝擊。另一方麵，從貨幣條件看，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流動性因素影響也值得重視。由於美元是大部分國際商品和服務貿易定價和結算貨幣，美元幣值變動會影響包括大宗商品價格在內的國際貿易對象標價變動。歐元、日元是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日元的持續寬鬆會助推全球流動性的增加，最終影響大宗商品價格。伴隨美聯儲、歐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續超常寬鬆貨幣政策，市場出現美元流動性相對過剩供給。過多貨幣會像奧地利學派形容的“蜂蜜”那樣，在一段時間更多粘連附著於經濟係統內供給相對需求反應顯著滯後的部門對象，拉高這些部門商品和資產價格水平。可以說，貨幣和彙率等名義因素對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發揮了推波助瀾作用。
大宗商品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原材料，其價格波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未來全球經濟持續複蘇，世界經濟增長逐步恢複正常，從供求角度將推動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回升，這從2002—2007年全球經濟景氣周期伴隨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升可以得到驗證。目前全球經濟減速對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但如果未來全球需求強勁，不排除繼續推升相關大宗商品價格的可能。
再次是從金融投資者影響角度看，一些大宗商品如銅、石油、穀物等存在期貨及其衍生品市場，金融投資者行為與價格關係成為理解市場變動的因素之一。金融投機參與者過度介入有可能放大價格對基本麵所決定的市場行情波動幅度。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場興起是一個比較晚才出現的現象，少數國際大投行對這類市場影響較大，具有集中度較高和寡頭結構特點，有理由推論近年空前規模金融投資者參與會在一定程度放大價格偏離基本麵波動。
總體來看，大宗商品價格既受全球經濟基本麵的影響，又受美元、歐元國際貨幣、投機因素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大宗商品價格未來持續高位波動的風險有增無減，在經濟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經濟中，如何應對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將是重要的課題，中國應嚐試通過增加大宗商品儲備、擴大資源類企業的海外並購、力推人民幣國際化等綜合手段增強對大宗商品定價機製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