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所謂的“金磚國家”，被認為是最具發展潛力的新興經濟體之一——其GDP規模近年來相繼躍過德國和日本，目前居世界各國第二位；中國的年貿易總額占到了世界貿易額的十分之一左右；自改革開放後截至2010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達10483億美元；中國大陸對外投資在過去幾年中也持續增長。中國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世界經濟的格局。伴隨著未來中國的境內外投資和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大，中國的貨幣體係的方方麵麵，如投資貿易，國際收支的計價、結算、支付、儲備，及與不同貨幣間彙率等等，都將與世界貨幣體係發生緊密互動關係。
近代以來，國際貨幣體係經曆了從金本位製到美元本位製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再到“一超（美元）多強（英鎊、歐元、日元）”的牙買加貨幣體係的發展曆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的貨幣體係應當怎樣發展，未來將在世界經濟體係和世界貨幣格局中占據怎樣的位置，都是需要我們考慮的、世界金融體係背景下的中國貨幣體係的戰略性問題。
一、人民幣升值趨勢
在以牙買加體係為框架的現行世界貨幣體係下，通常發達國家的彙率價格要高於發展中國家。造成這一現狀，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就曆史發展過程而言，主要發達國家早期通過殖民、戰爭或掠奪等方式積累了大量資本，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並對外輸出大量本國貨幣，確立了本國貨幣在世界貨幣體係中的地位。而這種先發的優勢地位自然形成了其貨幣在對外經貿活動中換彙成本相對低廉、幣值相對穩定等好處，因而其本幣被廣泛接受和使用、兌換亦相對便利，從而在國際市場上需求量占比較大，幣值自然要高於兌換需求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貨幣。這就是曆史發展過程中，國際結算貨幣選擇的路徑依賴現象。同時，由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在市場互相隔離的條件下，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高，且土地等自然要素稀缺，環保成本也較高；發展中國家則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且資源相對充裕、環保成本低廉，因而同樣的商品和勞務，尤其是非貿易品的價格，發展中國家要遠低於發達國家。因此，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理論，同樣彙率標示的價格，發達國家也要高於發展中國家。
然而發展中國家在其工業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麵對本幣彙率升值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提出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1964；Samuelson，1964）對於新興發展中國家麵臨的貨幣持續升值問題給出了係統的理論解釋。該模型討論了一個兩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與兩部門（貿易品、非貿易品）模型，在資本和勞動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如果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對於發達國家快速提升，將引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品部門工資上升，但由於發展中國家無法影響貿易品的國際價格，國內貿易品價格不會由於相對勞動生產率和部門工資變化而變化，而是維持國際市場價格，這最終會導致國內非貿易品價格相對貿易品上升，從而引起該國的貿易品相對價格下降而真實彙率價格上升，且伴隨著一定的通貨膨脹壓力（浮動彙率製度下）。而如果該國采取的是非彈性彙率製度，就會導致升值壓力。
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會經曆一個市場由封閉逐漸走向開放、貨幣製度由管製逐步走向放開的過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開展貿易和投資活動的過程中，隨著市場的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存在兩方麵因素會使發展中國家商品價格水平向發達國家商品價格水平逐步靠近、看齊：一方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使發展中國家相對便宜的商品（貿易品）向發達國家流動，從而壓低了發達國家商品價格的上漲速度；另一方麵，發達國家的技術、投資等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產業的下遊、勞動密集端也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土地等成本將不斷提高，環保標準也將逐步嚴格，其人民生活水平也將逐步提升，而貿易品範圍不斷擴大、貿易品出口價格也會逐步升高，向發達國家看齊。與此同時，隨著發展中國家貨幣製度的不斷放開，成本的提高會通過市場機製，逐步地、自然地向本幣幣值傳導，進而反映在幣值提升上。這一過程即為現實中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在其工業化、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升值的規律。
從曆史經驗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來，成功實現經濟快速恢複與發展的如歐洲德國，東亞日本、中國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在其工業化過程中本幣對美元都經曆了大幅升值過程，最低者累計升值幅度也接近50%，其中幅度最高的日元累計升值超過250%。具體升值統計情況如表7-1所示（其中德國分兩段統計是由於1971—1981年期間曾經曆數年貶值過程）。而韓國由於貨幣製度管製等人為因素，一定程度上壓製了這一升值過程；香港地區則是由於其自由港地位和政治因素引起了港幣價格非自然的變化，因此並未呈現明顯升值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