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王安石與司馬光兩位高手過招時，時年二十一歲的宋神宗的態度卻沒有這麼鮮明，盡管他在內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開裁判時卻盡量息事寧人，兩邊都不得罪。既說王安石說的是對的，又說司馬光講的也不錯，態度顯得有些曖昧。作為熙寧變法的總策劃、總指揮，神宗趙頊改革的意誌、決心和誠意顯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猶疑不定，以及在處理改革派與反對派之間的關係時所采取的盡量和稀泥的辦法很不足取。
有這樣一些例子頗能說明問題。
青苗法頒行後，當時知青州的歐陽修連續向朝廷上了兩道劄子，指斥青苗法，拒絕在管轄的地區實行青苗法，並要求朝廷收回這個政策。而幾乎是在同時，時任河北安撫使的韓琦也上疏強烈反對青苗法。就因為歐陽修與韓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韓琦一手幫助下登基的，別人的話可以不聽，但韓琦的話神宗卻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韓琦的奏疏後的第二天，他便單獨召見王安石，第一句話就說：“朕始謂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會糟到這種地步？”
王安石沒想到變法才剛剛開始，而且幾乎所有的變法內容都是事先向神宗彙報並經他反複斟酌過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場動搖，猶疑不定，心裏頓時窩火，於是便沒好氣地說：“臣論此事已十數萬言，陛下尚不能無疑，天下還有何事可為？”
由於在變法問題上，王安石主張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卻心慈手軟，不敢較真。所以，新法推行老是欠火候，就像一鍋夾生飯。
再有一個例子就是自從新法頒行之後，各地就不斷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出現，如京東、河北突然刮起大風，陝西華山崩裂，一時間人心惶惶。那些別有用心之人乘機造謠惑眾，抨擊變法，說這些是蒼天示警。最主要的是熙寧六年（1073年），華北、淮南一帶連續幹旱十月，災情十分嚴重。
神宗為此憂心忡忡，竟也開始相信這是上天的某種警告，並對自己繼位以來所實行的一係列新法進行反思。正在此時，一個叫鄭俠的小官員到開封街頭畫了幅《流民圖》秘密呈送神宗，圖中所描繪的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慘象，使神宗大受震動。在這種情況下，神宗偏聽偏信，以為一切都是變法的錯，於是在第二天，沒有征詢王安石的意見就下令暫罷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項法令。
老王知道後，非常氣憤，但又無可奈何，他向神宗慨歎道：“天下事像煮湯，下麵加一把火，接著又潑一瓢水，請問啥時候能燒開啊？”
老王同誌的話可謂擊中了宋神宗的軟肋。雖然一心想變法圖強，卻又優柔寡斷，在原則性問題上始終與反對派妥協，這是釀成熙寧變法悲劇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劇命運的致命傷。
當然，作為大宋帝國的董事長，在變法問題上幹預過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釀成熙寧變法悲劇及宋神宗本人悲劇命運的又一致命傷。
比較起來，在商鞅變法時，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年）卻根本不像宋神宗這樣。自從選定商鞅去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隱到幕後，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處理自己的兒子、十一歲的太子駟窩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來幹預，而是任由商鞅全權處置。這也正是商鞅變法盡管阻力很大，卻得以堅決執行的最重要原因。
反觀王安石變法，受到很大掣肘，不僅反對派處處從中作梗，連神宗本人也時不時地出來幹預一下，妥協一下。這麼一搞，宋神宗結果是兩頭不是人。不僅反對派對神宗極為不滿，就連老王等一些改革派也對他頗有怨言，這就難怪老王在極度失望後會撂挑子走人，棄他而去！到了最後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的獨角戲。
·北宋帝國的長歎·
在這個特殊的時代，這個殘缺不全的國家造就了王安石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改革家。
作為文化人，老王應該是幸運的，應該是他所處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應該小心地珍惜他，緊緊地跟隨他，從而進行改天換地的變革，引領時代潮流。可老王失敗了，敗得很慘。他的朝廷，從此更加衰落；他的國家，失去了一次前進的機會。而他自己，則在神宗駕崩，哲宗上位，新法基本被廢除後，鬱鬱而終。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王安石在江寧府（今南京）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王安石生前的改革是孤軍奮戰，保守派們四麵圍攻，仿佛不把變法停止，就要出現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老王終究失敗了。
為什麼失敗？史學家進行過很多分析。
一種觀點認為，王安石敗在宋神宗趙頊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