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候診斷治療學是祖國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產生和發展同祖國醫學一樣，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人類最初認識、治療疾病，並不是按照病因、病機、症狀、診斷、立法、處方、用藥這樣一個嚴格的程序來進行，而是在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莖充饑的過程中，在與野獸搏鬥、維護生存的過程中，在自然界氣候驟變、超越了人們所能適應的能力而引起各種疾病的過程中，逐步地發現了一些藥物，如植物藥、動物藥等等，同時逐漸地積累了一些衛生常識以及逐步地對一些疾病的原因、證候有所認識，並逐漸試圖總結之，以致再出現這些疾病證候時，就用這些機理去解釋，用這些藥物去治療。隨著人類的進步，醫藥知識的豐富，便形成了一整套關於疾病的原因、征象、機製和治療方麵的經驗。證候診斷治療學說，就是在這些經驗的積累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黃帝內經》的問世，表明了中醫學理論及治療體係的基本形成。
繼《黃帝內經》之後，經過曆代醫家不斷地驗證並豐富其理論，證候診斷治療學日趨成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最後便成了中醫學的核心內容之一。
如果我們用粗的線條勾勒中醫證候診斷治療學的發展曆程，則應該是以下五個時期，即形成時期、發展時期、完善時期、成熟時期和規範時期。
形成時期
原始群時代，人們在采集食物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植物藥；在部落戰爭、與野獸搏鬥過程中受傷，又發現了外用藥、外治法；人類發現火以後，又發現了礦物藥等等。
到了氏族公社時代，由於人們的衣、食、住條件不斷改善，生產技術不斷發展，便開始用砭石、骨針等治療疾病。當時的治療雖比原始群時代要進步得多，但在醫療知識的總結上，仍然是零散的。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記載了許多病名、證候。說明當時對疾病的診斷已經達到一定水平。另外還有除蟲的方法及洗澡、洗臉等衛生防病的內容，說明當時的治療亦是多方麵的。
《周禮》記載當時的醫事製度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並載有四時流行病。可見當時的醫療分科已經比較詳細。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了秦醫和為晉侯診病之事，診斷其病為“近女室”、“疾如蠱”、《說文解字》：“蠱，腹中蟲也”。提出“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的五味、五色、五聲作為中醫診斷學內容。
《史記·扁鵲列傳》記載扁鵲“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為後世四診奠定了基礎。
《周禮·天官》明確提出在診斷疾病時“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死”；在治療疾病時用“酸養骨、辛養筋、鹹養脈、苦養氣、甘養肉、滑養竅”，說明已經明確了診斷疾病的辦法和藥物與疾病之間的關係。
《山海經》中記載了38種疾病。如癭、痔、疥、痹、嘔、聾等等。說明當時已出現了病名。可用病名來記載疾病了。這在診斷和治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史記·殷本記》記載有“伊以滋味說湯”之說。湯液即現在的水煎劑，是中醫治療的主要劑型。《甲乙經，序》稱“伊尹以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湯液的出現，意味著方劑的誕生，中醫的治療學將發生質的變化。
長沙馬王堆西漢古墓出土的簡帛醫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是現存最早的脈學文獻，可見當時的脈診已經較為係統。
隨著醫療條件的改善和醫療手段的進步，逐步總結了治療經驗，形成了一套醫學理論，而且不斷有醫家們從事醫療理論及醫療經驗的總結。《黃帝內經》的出現，標誌著中醫理論體係的基本形成。中醫證候診斷治療學的形成，自然是這個時期。
《內經》問世後，祖國醫學的各方麵都以理論體係基本形成的麵貌公諸於世。
《內經》講述了人的生理、病理、診斷、治療、預防等內容。在對生理的論述中，闡明了髒腑、經絡、氣血津液、精、神的精要，特別是把陰陽五行學說運用於中醫學，使人體的生理現象和病理反應都形成了一個整體，而不是彼此孤立的。這樣則“有諸內，必形諸外”，並且“視其外應，以知其內髒，則知所病矣”，從而為中醫診斷學說提供了依據。
《內經》，在診法上提出“善診者，查色按脈，先別陰陽”；在望診上提出五色反映五髒病變。如“青為肝，赤為心，黃為脾，白為肺，黑為腎”；在聞診上提出“聽聲音而知所苦”；在問診上提出“必審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在切診上提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日平人”；在診脈上提出了“三部九候”，“人迎寸口”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