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0年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開始，隨著英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炮轟開古老中華帝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開始了一個曠古未有的煉獄般的災難曆程。這既是中國人民不斷地反抗外來侵略者的血與火的鬥爭曆程，也是中國人民不斷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科學技術、思想學說、社會製度來改造中國的天翻地覆的社會變革過程。正如我同韓秀珍女士合著的《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曆程》一書中所指出：“中國近代100多年的近代化曆史進程，始終是同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血與火的鬥爭過程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魏源最初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實質上就包含了這兩個方麵的目標與內容。‘師夷’，就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軍事裝備、科學技術、機器生產及其他一切比中國先進的東西；‘製夷’，就是同帝國主義列強展開鬥爭，製服、戰勝一切外國侵略者。一個‘師’，一個‘製’，就是中國對付西方帝國主義入侵這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兩種主要手段，也是將中國納入世界近代化、現代化曆史潮流的主要紐帶。‘師’的過程就是中國學習和趕超世界帝國主義列強，促使中國實現近代化、現代化的曆史過程；‘製’的過程就是中國抗擊世界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過程、革命過程。這兩個過程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近代史的悲壯主旋律，推動中國從古代走向近代和現代，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屈辱走向勝利。”
正是在這一曠古未有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湖南這個遠離首都與通商海口、近代工業十分落後的內地省份，卻成了中國政治變革的前驅和新舊交鋒的重要戰場。在中國近現代100多年的政治風雲中，衝破牢籠的思想火花，驚心動魄的戰爭煙塵，殺身成仁的革新誌士，赴湯蹈火的革命英雄，氣壯山河的群眾運動，像一幕幕悲壯的史劇，在湖南這塊土地上不斷上演”，使“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一流傳海內的古代箴言，第一次變成震驚世界的真正現實。從魏源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以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湘軍，以書生任將帥，“司馬九伐之威，暢於荒裔；踔厲中原，震襲水陸，劍稠西域，戈橫南交；東撻甌粵，北棱遼海”，縱橫中國軍政曆史舞台達半個世紀，並將魏源的“師夷製夷”理論化作現實的“洋務運動”。在隨後不久的“戊戌變法”中，湖南又湧現出了譚嗣同這樣衝決網羅、一往無前，為中國維新變法而甘願拋頭顱的“第一烈士”；唐才常這樣領導和發動長江流域自立軍起義，以鮮血和生命撕破改良幻想，喚醒人們革命覺悟的誌士仁人。在接踵而至的“辛亥革命”中，湖南又產生了“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斯人”的民主革命第二號領袖人物黃興；為建立民主憲政而奔走呼號、英勇獻身的民主革命領導人宋教仁；率先響應武昌首義、一舉光複湖南，積極支援湖北革命政府的焦達峰、陳作新；毅然發動“九九”重陽起義，光複雲南，後來又以“反袁護國”、“再造共和”而彪炳史冊的青年將軍蔡鍔；以《猛回頭》、《警世鍾》而擂響革命戰鼓的著名蹈海英雄陳天華及楊毓麟(以著《新湖南》而聞名於世)、易白沙(“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反孔”鬥士)以及禹之謨、馬福益、劉道一、劉揆一、蔣翊武、姚宏業、譚人鳳、程潛……一大批革命誌士，他們“或奮鐵彈之一擊，或舉義旗於萬夫，或聲嘶去國之吟，或身繼蹈海之烈”，椎心泣血，萬死不辭，為推翻封建帝製，創建民主共和的新製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開天辟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湖南更是誕生了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鄧中夏、羅亦農、劉少奇、任弼時、李富春、陶鑄、彭德懷、賀龍、羅榮桓、左權、周逸群、黃公略、段德昌、曾中生、粟裕、黃克誠、陳賡、譚政、蕭勁光、許光達、王震、楊得誌、宋任窮、鄧華……這樣一批空前的革命領袖人物和革命元勳，以及成千成萬的革命先烈和共產主義戰士。真是風雲際會，英雄輩出，群星燦爛，蔚為奇觀！
像這麼多的傑出人物在100多年內集中產生於湖南一省，這不僅是中國史上的一個奇跡，也是世界史上的一個奇跡！為了揭開這一“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曆史之謎，我曾花十年之功，隱居韶山，潛心苦著了《湖湘文化與毛澤東》一書，幾經曲折，這本書於1991年11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問世之後，立即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反響，並於1993年重印，2003年再版。這本書從宏觀領域闡述了從王船山到毛澤東“一源兩流，既交叉彙聚又分道揚鑣”的兩條思想發展線索，初步總結了湖湘文化的發展源流、主要內容與思想特點，著重剖析了王船山、毛澤東這兩位民族思想巨人的哲學思想和軍事思想，解開了毛澤東哲學、軍事思想產生的偉大民族文化根源的遺傳密碼。從多年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任何思想體係的產生，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特別是那些代表時代高峰、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主流思想體係，更不是突然和偶然產生的。它決不是在一馬平川、一望無際的平原上突然拔地而起的一座“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零零的奇峰，而是像喜馬拉雅山脈的造山運動那樣，經過世代積累、層層升高，才累積成珠穆朗瑪峰這樣的世界最高峰。我在《湖湘文化與毛澤東》一書中，雖然揭示了從王船山到毛澤東近四百年的思想文化發展、演變中的一些主要環節，但那些都是宏觀領域的粗線條描述，而缺乏中觀與微觀領域的細致分析；隻注意研究思想成果的最高峰，而對這一偉大思想造山運動中的巍巍群峰的研究則顯得不足。該書著重闡述的是近現代中國人民同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鬥”的方麵，主要是總結中國人民近100多年來的革命鬥爭經驗、軍事戰略戰術和哲學思維方式等；而對近現代中國人民向西方先進文化“學”的方麵，即從中西文化衝突、交流與融合方麵來揭示中國走向近代化和現代化這一條曆史主線則揭示得不夠充分。100多年來，中國先進人物不僅同東西方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進行了可歌可泣、氣壯山河的英勇抗爭，而且在積極向西方學習、尋找真理，不遺餘力地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製度，建設近代化與現代化的民族工業，推進新式的近現代教育，實行“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方麵所作出的艱巨努力，同樣是可歌可泣、氣壯山河、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崇敬的！而這些來自西方的先進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正是我們老祖宗的思想遺產中所欠缺的，也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湖湘文化的古代形態中所沒有的。而近代湖湘文化之所以前所未有地大放異彩，就是因為她原來所蘊含的“日新不息”、“敢為天下先”的開放精神與創新精神在中國率先引進和吸收了西方先進文化，從而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勇敢地走在時代前列的思想家、改革家與革命家，使湖南成為近代中國的“法蘭西”、“斯巴達”、“普魯士”。正是為了彌補這方麵研究的不足，多年來我在撰寫了大量有關湖湘文化方麵研究的新論文的同時，又花兩年時間與我妻韓秀珍女士合著了《魏源與西學東漸——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艱難曆程》一書，此書約52.6萬字，於2005年10月由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完成了我致力於湖湘文化研究的又一項新的工程。